彼得大帝以他的伟业改造了俄国社会，使他的帝国跨入了西方一流强国的行列。然而由于变革来得太快，俄国有一种暴发户才有的不安全感。在任何其他帝国，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都不会像半个世纪后彼得大帝的继嗣叶卡捷琳娜大帝那样急切地敕令自己的臣民：“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我们的风俗习惯清楚显示了这一点。”12
俄国一向是由冷酷无情的专制君主对臣民强行推行改革。俄国人民顺从彼得大帝，是因为渴望摆脱过去，而不是因为对本国未来充满信心。尽管如此，彼得大帝及其之后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一样，当他的统治结束后，他的臣民及其子孙称赞他驱动本国人民取得了他们自己没有追求的成就，无论手段多么残酷无情。（根据最近的民意测验，当代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和彼得大帝一样受到了后人一定程度的肯定。13）
于1762~1796年执政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是俄国一位推动改革的专制君主。在她统治下，俄国迎来了一段文化成就辉煌、不断开疆拓土的历史时期（包括征服了克里米亚汗国及其以南的札波罗热哥萨克汗国，后者位于今天乌克兰的中部，是昔日哥萨克人的一块自治领地），用事实证明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是维系其庞大领土完整的唯一治理制度：
辽阔的疆域决定了必须给予统治这一疆域的人绝对权力，从而可以迅速处理公文，以弥补因路途遥远公文往来耽误的时间。换了任何其他一种政府形式，不仅对俄国有害，甚至还会彻底毁掉它。14因此西方人眼中专横的独裁制度在俄国被视为一种根本需要，是保证制度运转的前提。
如同中国的皇帝，沙皇是一位拥有神秘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君主，统御广袤的疆土。但沙皇与中国的皇帝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人认为，中国皇帝统治子民靠的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俄国人则认为，沙皇维系其统治靠的是一种能力，一种以不容他人挑战自己权威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让所有旁观者深深感受到俄国这个国家无比强大的能力。中国的皇帝被视为优越的中华文明的象征，吸引他国人民“向化”。沙皇则被看作俄国抵御环伺之敌的象征。中国的皇帝因其圣明仁厚受到称赞。而19世纪的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把沙皇的严酷看作是他响应内心召唤的表现：
在俄国，君主就是活的法律。他扬善抑恶……君主的仁慈只有辅以适当的威严，方称得上美德。15如同美国当年向西部扩张一样，俄国为自己的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声称它给荒蛮之地带去了秩序和启蒙（皮毛和矿石贸易只是捎带的好处）。美国的愿景令人无比乐观，而俄国的扩张基本上靠的是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夹在两大差异如同冰炭的世界中间”16，俄国认为自己肩负着特殊使命，要充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然而却受到浑然不懂它的这一使命的危险势力的包围。伟大的俄国作家、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援引过一句话：“俄国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无休止渴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普世教会。”17俄国人为俄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把不同文明糅合在一起而欢呼的同时，又对俄国作为“与人类大家庭隔绝的孤儿（援引19世纪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的话）地位感到绝望。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我们不得不从白令海峡扩展到奥得河”18。
内涵不断扩充的“俄罗斯之魂”（日后俄罗斯一些思想家的提法）这一说法包含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终有一天，俄国人多年忍受的艰辛和折磨会结出硕果；它走过的历程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的成就会受到颂扬；西方对它的态度会从轻蔑改为敬畏；俄国将把东方的权力和辽阔的疆土与西方的礼仪和正宗宗教的道义力量结合在一起；莫斯科，是继承了灭亡的拜占庭帝国衣钵的“第三罗马（帝国）”，沙皇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继嗣，是确立基督教根本信条的教会及教会会议组织者的传人”19，在沙皇的统治下，莫斯科将为开启一个普世正义和博爱的新时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俄国位于欧洲，但又不完全是欧洲国家。正是俄国的辽阔疆土和神秘莫测令拿破仑无法抵制它的诱惑。然而坚忍不拔的俄国人证明，他们比拿破仑的大军（或希特勒的军队）更能吃苦。俄国于是变成了拿破仑的覆亡之地（恰如一个半世纪后的希特勒）。为了避免莫斯科落入拿破仑之手并断绝法军的给养，俄国人放火焚烧了五分之四的莫斯科城区。据说拿破仑在他的宏大战略泡汤后惊呼道：“这个民族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是锡西厄人！居然如此死硬！简直是野蛮人！”20此时，哥萨克骑兵已在巴黎畅饮香槟。欧洲被笼罩在这一巨大的专制实体的阴影之下，却百思不解俄国的野心和行为方式。
维也纳会议召开时，俄国也许已经是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代表俄国亲自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沙皇亚历山大无疑是俄国有史以来最专制的统治者。亚历山大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虽然他的信仰变来变去。他一度沉湎于研读《圣经》，并就宗教问题虚心讨教，再次坚定了自己的宗教信仰。1812年，亚历山大在写给一位密友的信里说，他坚信战胜拿破仑会迎来一个基于宗教信条之上的和谐的新世界。亚历山大誓言：“我要把在尘世得到的一切荣耀，都献给尽快实现耶稣基督的真正统治这一事业。”21沙皇把自己视为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1814年他抵达维也纳时，已经有了建立新世界秩序的蓝图。他的构想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拿破仑的蓝图还要激进，他要建立一个由各国君主组成的“神圣同盟”。各国君主把本国利益升华为对和平与正义的共同追求，发誓为了博爱的基督教义放弃均势。亚历山大曾对保王党的学者兼外交家夏多布里昂表示：“现在不再有什么英国政策，或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政策。今天只有一项所有国家和人民为了普天下的福祉应该采纳的政策。”22他的这番话预示了日后美国的威尔逊提出的世界秩序观，只不过亚历山大所说的这一政策所体现的原则与威尔逊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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