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美国的传统信仰和历史经验与其所创建的世界之间有极大的一致性。对承担起建设战后秩序重任的那一代领导人来说，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40年代击退侵略是两次伟大的经历。两项任务都找到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在经济领域，恢复增长并推出新的社会福利计划；在战事方面，则是敌人的无条件投降。
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基本上毫发未损的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0%。因此它有能力阐明：领导意即按照美国国内经验确立的模式取得切实进步，联盟意即符合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治理则是指经济复苏和民主改革。美国开辟冷战事业，是为了保卫那些拥护美国世界秩序观的国家。而对手苏联则被视为脱离了国际社会，但它最终必定回归。
在实现这个愿景的征程上，美国开始与其他历史性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新型国家开始登上舞台。共产主义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影响也更加模糊。排斥美国国内和国际秩序观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武装学说形成了严峻挑战。美国的实力无论多么强大，也开始显露出局限。美国需要确定轻重缓急。
这些现实情况给美国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遇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有始有终、最后必定胜利的故事吗？还是只是一个管理和应付无穷挑战的过程？外交政策是有终点呢，还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陷入了痛苦的辩论，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本质也产生了分歧。这一切反映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如果把美国的世界角色说成是对完美道德的检验，它必定因力不从心而深深自责。它期望自己的努力会换来一个圆满的结果——威尔逊所预言的和平、民主和遵守规则的世界——但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永远是忙于应付偶发事件，这又令它心有不甘。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坚称美国拥有普世原则，而其他国家只有国家利益。结果，美国只好在四面出击与黯然撤回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二战”结束以来，为了实现世界秩序愿景，美国打了五场战争。开战时的宏大目标几乎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但之后公众转而反对这些目标，公众的反对还经常滑向暴力的边缘。在其中三次战争中，当权者的共识突然变成了支持无条件单边撤出。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或因准备不充分或因考虑不周，三次中途放弃战争：越南战争是由于国会的决定，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出于总统的选择。
冷战胜利后，固有的矛盾随即浮现。美国一直追问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的道德价值何在，它反躬自省，苦苦纠结，历史上几乎无先例，要么是美国的目标本来就不可能实现，要么是美国没有采取恰当的战略。批评家把这些挫折归咎于领导人的道德和智力缺陷。历史学家也许得出结论，认为这源于整个美国社会在武力与外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权力与合法性的问题上态度暧昧，踌躇不决。
冷战的开启
在哈里·S·杜鲁门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迹象表明他能当上总统，更遑论主导创建一个贯穿冷战始终并决定冷战走向的国际秩序架构了。但就是这个标准的“普通美国人”将崛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之一。
没有哪位总统面对的任务如此艰巨。“二战”结束后，各国不愿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方案解决问题，也不愿像1815年维也纳和会那样重新确定国际秩序。因此，杜鲁门的首要任务是具体落实罗斯福的一项愿景，按照现实情况创建一个叫作“联合国”的国际组织。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它将两种国际决策形式结合起来。联合国大会实行普遍会员制，符合各国一律平等理论（“一国一票”）。同时，联合国通过代表全球一致的安全理事会实现集体安全，并指定五个大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接纳英国、法国和中国是为了向它们的伟大成就致敬，也反映了它们当时的实力。）再加上九个轮换国家，安理会被赋予“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职责。
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共同的世界秩序观，联合国才能实现它其既定的宗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这个世界组织缓和不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将分歧永远确定下来。1945年7、8月间在波茨坦召开的战时盟国最后一次峰会上，温斯顿·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定了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在会议中途，丘吉尔由于选举失败而被他的战时副手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会议还把柏林置于四个战胜国共同管理之下，并保证可以通过苏占区进入西方占领区。这成了战时盟国之间最后一份重要协议。
在谈判落实这些协议时，西方盟国和苏联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僵局。苏联坚持按照斯大林1945年主张的原则在东欧建立新的国际、社会和政治框架：“谁占领了领土，谁就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军队推进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没有其他选择。”4斯大林完全放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转而支持“客观因素”，在整个东欧以渐进的无情的方式建立莫斯科的马列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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