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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_[美] 亨利·基辛格【完结】(95)

  战争史表明,每一种进攻性技术能力最终都会被相应的防御性措施抵消,虽然每个国家不会平等地获得这种防御能力。这意味着技术欠发达国家必须接受高科技社会的保护吗?结果会是过度紧张的力量平衡吗?核威慑表现为破坏力的平衡,但一旦使用核武器,这种平衡将不复存在,因为最大的危险是攻击没有预警,威胁突然降临。

  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威慑也不能建立在对称报复基础之上。如果网络攻击只限于特定的功能或范围,“同等反应”对美国和对攻击者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重要工业经济体的金融架构遭到破坏,那么受害者只能针对袭击者微不足道的同等资产进行反击吗?或者只针对实施攻击的电脑?这都无法构成充分的威慑,那么问题变成了“虚拟”进攻是否应该受到“相应”反击?应在多大程度上以及按照何种对应方式反击?新的威慑理论和战略学说尚在酝酿之中,急需向前推进。

  最后,建立一个全球网络环境框架势在必行。它也许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但建立框架的过程将有助于领导者认识到危害和后果。在对抗过程中,协议即便无足轻重,至少也能防止因误解而陷入不可挽回的冲突。

  此类技术的困境在于,除非对一些关键能力形成共识,否则不可能确立行为准则。但主要行为体不愿将这些能力公之于世。美国要求中国约束利用网络获取商业秘密的活动,并声称这些活动的规模前所未有。可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公开自己的网络行为呢?

  因此,在外交和战略上,网络大国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非对称性,是一种内在的混乱秩序。许多战略对抗的重点由实体转向信息领域,如数据收集和处理、网络渗透和心理操纵。如果没有明确的国际行为准则,这个体系的内在动力就会产生危机。

  人的因素

  自从16世纪近代史开启以来,政治哲学家一直在争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霍布斯、洛克、卢梭从生物学、心理学角度对人类意识进行了描述,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了他们的政治立场。美国的建国先驱们也是如此,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追溯社会的演变时,他们探究“根深蒂固的人性”因素:每个人都有强大却易错的理性和与生俱来的“自恋”,二者相结合便使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人的能力不同直接导致“学历和财产不同”,“社会划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13虽然这些思想家对具体因素的分析及结论不同,但都从人性角度构建其理论框架,而人性的内在本质和现实体验是永恒不变的。

  当今世界,人类意识是经过一个前所未有的滤器过滤形成的。全天当中,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这“三大件”让人与屏幕几乎不停地互动。现实世界的人际交流被无情地推入网络设备构成的虚拟世界之中。最近的研究表明,成年美国人在屏幕前约花掉一半醒着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还在延长。14

  这一文化剧变对国家关系有何影响?决策者肩负着多重任务,其中许多是由他所在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他必须首先分析他所处的社会,因此自然需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没有对历史和未来的直觉,就无法做出判断。然后他必须努力了解这条轨迹将把他和社会带向何方。他必须抵制诱惑,不能照搬过去的决策,因为未来的路上会发生停滞,也会有衰落。在技术和政治剧变的时代,智慧不断告诉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显然,带领社会从此岸走向未知的彼岸时,一条新路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而且好像总是优劣相当。沿着从未走过的道路前进需要睿智和勇气:需要睿智,是因为这个选择并非显而易见;需要勇气,是因为开始走这条路时将会形单影只。政治家必须激励人民坚持下去。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两位罗斯福、戴高乐和阿登纳)既有远见,又有决心,而当今社会越来越难以培养这些品质。

  互联网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伟大且不可或缺的成就,但它侧重已然而非偶然、事实而非概念,侧重由共识而非自省形成的价值观。对于一碰按钮便能获取数据的人来说,历史和地理知识不是必需的。对那些在脸谱网上寻求成百上千的朋友点“赞”认可的人来说,那些孤独地在政治道路上跋涉的人的思维模式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在互联网时代,世界秩序经常等同于如下假设:如果人们能够自由获取和交流信息,人对自由的天然冲动会生根发芽,自由将会自动实现,历史将会自动前行。可是哲学家和诗人长期以来一直把思想分成三个部分:信息、知识和智慧。互联网聚焦于信息领域,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越发复杂的功能被设计出来,尤其是能够对一些事实问题(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做出回应。搜索引擎能够越来越快地处理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可是,过度抓取信息可能反而抑制了知识的获取,让智慧更加遥不可及。

  诗人T·S·艾略特在《磐石》的合唱词中捕捉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生活中丢失的生命去哪儿了?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去哪儿了?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去哪儿了?15事实很少不言自明,它的意义、分析和解释(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取决于环境和相关性。随着更多问题被当作涉及具体事实的问题,人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即每个问题都必须有一个可以追索的答案,问题和对策都不必深思熟虑,“上网查查”就行了。但在国家关系中(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信息要想真的有用,就必须被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经验之中,逐渐成为实用的知识。如果领导人能够偶尔达到睿智的水平,于这个社会来说就是非常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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