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1925年提出苏联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重点发展重工业。
他和林子轩交流了一会，发现这个中国人和他的观点不同，就失去了兴趣，匆匆离开了。
托洛茨基认为应该实行农业集体化，土地收归国有，林子轩则坚持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虽然意见不一致，林子轩倒是因此想到一种假设。
如果托洛茨基打败斯大林，成为苏联的统治者，苏联将来的走向会如何？
这是一个很好的架空题材的历史小说。
托洛茨基曾经有机会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却错失良机。
1925年之前左翼反对派有人提出武装推翻斯大林集团、将之关禁闭，但遭到托洛茨基的反对，他当时把斯大林当做同志，想将斗争置于可控的范围内。
但斯大林对他毫不留情。
1928年，斗争失败的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12日被驱逐出国。
他出国时随身携带了30箱的档案和书籍，这些资料给斯大林带来无穷烦恼，因为其中有不少对斯大林不利的资料。
在国外，托洛茨基没有放弃斗争。
他用大量证据揭露斯大林的御用文人对历史的篡改与伪造。
并撰文批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及其所作所为，如《被背叛的革命》和《斯大林评传》。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遭到暗杀身亡。
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置托洛茨基于死地而后快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托洛茨基揭露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打破了斯大林一贯正确的神话。
林子轩走出克里姆林宫，回头望着这个苏联权利的中心。
即便托洛茨基掌握了苏联的大权，这个国家恐怕仍旧会走上相同的道路，这段时期的苏联需要一位铁血而粗暴的统治者。
林子轩只是一个观光客，他无意改变，也很难改变苏联的历史。
☆、第三百一十五章 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
林子轩最终还是决定见一见扎米亚京。
反正他以后不会来苏联了，也不依靠苏联的救济金生活，没必要顾虑太多，想的越多越办不成事，有时候就是自己吓自己。
难道苏联当局会因为他见了一位颠覆分子就把他关押起来么？
这显然不可能，他是外国人，会升级为外交事件，把事情闹大。
而且，他想取得扎米亚京作品中文版的授权，让扎米亚京的小说在中国出版。
扎米亚京能成为彼得堡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著名作家，自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他的小说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此时的扎米亚京并没有停止写作，而是继续创作。
虽然遭受迫害，却也有极少的出版社支持他，试图出版他的书籍。
但无一例外的遭到了失败，任何想要发表他作品的出版社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他的书籍在学校图书馆被严禁外借。
他是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的编委会成员，这家出版社冒着风险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他依靠在出版社对青年作家的作品做校对工作获得微薄的收入。
其实，他只要认真检讨，承认错误，再写几部讴歌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小说，以他在苏联文学界的地位，想要重回巅峰并不是难事。
不过，他是一个“凭良心又不按命令写作”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有错。
林子轩带着蒋京国来到扎米亚京的住处，他是以上海万象书局的名义前来，想和扎米亚京谈谈中文出版的问题。
和这个时代大部分苏联知识分子类似，扎米亚京的生活颇为潦倒。
他四十多岁，和妻子住在一间不太宽敞的房间里，家里陈设简单，身上衣衫破旧。
扎米亚京曾经在英国生活过，还用英文写过小说，在交流上没有问题。
刚开始他极为警惕。声称自己没有在国外出版小说的打算，直到林子轩说了自己作家的身份后才让他放松下来。
只是，他还是不知道林子轩是谁，写过什么作品。
林子轩的小说和报道不可能出现在苏联的报刊上。除非是苏联需要批判林子轩的时候才会大篇幅的报道他。
扎米亚京觉得林子轩说的不像是假话，或许认为政府不至于用一个中国人来诱骗他。
接下来的交流轻松不少。
他不承认《我们》这部小说是讽刺苏联当局，他想表达的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苏联虽然有着诸多问题，却还没有到那种抹杀一切个性的地步。
扎米亚京给林子轩讲了一个故事。
一只公鸡有个坏习惯，它每天清晨都要比别的公鸡早叫上一个小时，这让公鸡的主人很尴尬，于是，那位主人只好砍掉了那只公鸡的头。
“我就是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他自嘲的说道，“我的小说提出的问题太早了。”
但扎米亚京并不后悔。
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写小说揭露苏联当前存在的弊端，是因为他爱这个国家，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是作家的责任。
那些只知道赞美的作家不是为了国家好，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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