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1949年出版了《1984》，1950年1月他就过世了，这是他的幸运，没有碰到之后《1984》遭受禁止和攻讦的遭遇。
林子轩还有很长的日子要活。所以必须做好面对一切的准备。
关键是他要不要做那只有坏习惯的公。
他可以选择抄袭一些不带有政治倾向的小说，同样能获得荣誉。
在后世，有位名叫王晓波的作家写了一篇杂文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文章讲了他在队的时候遇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猪。
这只猪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
这只猪很聪明，会模仿各种声音，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
它后来学会了汽笛响，和工厂下班的声音一样，从而惹来了麻烦，遭到了围捕。
但这只猪还是逃跑了，后来成了野猪，长出了獠牙，冷冷的看着人。
林子轩明白无论是有坏习惯的公还是特立独行的猪。都不太见容于这个社会。
和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它们最大的罪过。
它们如果想要生存下来，需要把自身的个性和棱角磨平，变得平庸。
否则最终的结果要么被砍头，要么远离人类。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不甘于平庸，想要保留个性，那就需要付出代价。
比如因为坚持真理而选择喝下毒酒的苏格拉底，坚持“日心说”而被烧死的布鲁诺。
历史上有很多因为坚持己见而被迫害的人，正因为有这类人的存在。人类才能取得进步。
选择要不要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就是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林子轩没有那么伟大，他很珍惜自己的性命，内心里仍然是小市民的思想。只是觉得自己或许应该做点什么了。
回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和冯程程商量着回国的事情。
算起来他来到苏联已有半个月的时间，参观了列宁的墓地，看了不少莫斯科的古迹，在戏院里欣赏了芭蕾舞剧和几场电影。
特别是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可以说是默片时代的经典。
爱森斯坦把蒙太奇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是电影大师也不为过。
林子轩没有能见到这位苏联导演。
据说为了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献礼，爱森斯坦接到命令，正在外地拍摄表现十月大革命的电影《十月》，场面非常宏大。
这一时期苏联电影大多是革命题材，或者反应俄国农民生活的片子。
他们的纪录片很有特色，能拍摄出那种宏大的气势来，尤其是宣传军队的纪录片，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
这种纪录片会时常在影院放映，看多了还真能产生向往革命的热情。
苏联电影采取国有化管理，审查非常严格，上级下达命令才能进行拍摄，对于外国电影的引进更是谨慎。
目前的中国电影恐怕是没办法进入苏联市场了。
林子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还遇到了曾经在巴黎见到的那位四川口音的青年。
这位四川青年因为在法国被巴黎警察通缉才来到苏联，先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上学，后来转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安排学习俄语。
林子轩和他聊了聊巴黎的情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随着欧洲经济的衰落，工厂的薪水降低，劳动强度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日子不太好过，举行过几次罢工，但效果不大。
林子轩也没有办法，这需要政府出面，筹集助学基金，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单上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比如王名、博谷和张文天等人。
还有十几位广州国民政府要员的孩子，以及先前黄埔军校的学生，可以说是群英荟萃。
这些人在以后的数十年间将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格局，改变中国的面貌。
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校方举行了一场座谈会，让林子轩向学生们谈谈在苏联参观的感受，这是想试探林子轩对待苏联的态度。
1925年那场“仇俄联俄”的争论在中国国内造成不小的影响，中国留学生都有所了解。
他们也想知道林子轩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第三百一十七章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座谈会在一间会议室举行，有五十多人参加，包括苏联的教员。
“这几日，我一直在想，假如我生活在苏俄会怎么样？”林子轩提出了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让在座的青年思考，这其实就是代入感。
想象自己是一个苏俄人，生活在这个国度，会过上什么生活。
“如果我生活在这个国家，我的小说可能没办法出版，我的电影无法通过审核，我的产业会被收归国有，我或许无法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林子轩继续说道。
这句话让蒋京国暗自捏了一把汗，他担心的事情还是生了。
其他人错愕起来，他们没想到林子轩在这种场合会说的那么直白。
“我是资本家，在这个国家自然会觉得痛苦。”林子轩坦诚道，“为了生活下去，我可以改变自己，学着写一些表现革命或者赞颂国家的小说，拍摄革命题材的电影，甚至是进入政府，成为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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