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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盛世_轩樟【完结】(829)

  二、产生原因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成都是重要的经济重地,而且,蜀汉通往外界的道路又异常崎岖难行,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三、发展过程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四、影响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是我国金融业在世界上的贡献。

  宋孝宗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纸币币值稳定并留下了不少纸币管理言论的皇帝。他管理纸币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一是实行钱会中半的制度。使人民手中的会子能保持对政府的一半的法偿能力;二是控制会子的发行数量,在会子贬值时就实行纸币回笼政策。淳熙十年。当他看到新印会子的数额时,说道:“新印会子比旧又增多。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2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朴素地反映了纸币流通的规律。由于财政的需要,他不得不增加会子的发行,但对会子贬值一直存有戒心。他多次告诫朝臣要谨慎对待会子流通,会子的发行数量决不能过多。淳熙十二年,他还表示自己因担心会子贬值,“几乎十年睡不着”3。会子作为封建社会的国家纸币,它的发行主要不是为了有利于商品流通,而是为了财政的需要。因此这一年孝宗又表示:“会子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得养兵,须尽收会子。”4养兵成了孝宗心目中发行会子的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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