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会议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与会者多数人无法相信，他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意见书”某些言辞不妥，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多数人想应付一下、走走过场算了。
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们，想法太天真、太善良了。在流血的战场上，他们个个谋多智广，英勇善战；在不流血的路线斗争中，他们幼稚得像新兵蛋子……
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康生亲自跑到毛泽东书房，请求毛主席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求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中央据此作出决定，会议再延长20天，人数由原来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军委扩大会本来是对“彭、黄”的批判会，开到后来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都得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竿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罢，如影随形也可以，就是要千万当心，别走了神，跑了调，错了节拍。
迫于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这个检讨，被印发到县、团级以上的党组织。
陈云，是惟一没有在会上表态的人。他从庐山会议到军委扩大会议，一直缄口沉默，以无声表达自己的意念。
古人云：悲莫大于无声。陈云的“无声”不仅申诉悲凉心境，更多的是抒发忧患意识，无声中凝聚着信念、力量和使命，燃烧着炽热的希望和永无穷期的探寻精神。他就是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不切实际的冒进和空想。他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什么来头，不管什么风浪，他都能保持头脑冷静，沉稳持重。即使被斥“右倾”、“保守”，他也不随波逐流。他讲求实效，不讲声张，不讲排场，不讲空话、套话。他把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归纳为言简意赅的几句话：“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这极为朴素的九个字，浓缩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饱含着追求真理的态度，体现着敢于负责的精神！
严峻的“路线斗争”，并未动摇彭德怀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不渝的信念，他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怀着极大的忠诚；始终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愿多为祖国、为人民、为他所坚信不移的事业无私奉献。
第46章 在无悔中求真和追寻的——陈毅
革命的父辈们，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离开后人而去了。在前进的道路上，后人注定还要经历许多地挫折与创痛，所幸的是，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人会挺身而出。
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成立了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央局，同时撤销了毛泽东为书记和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跟随项英的不少中央来人，根本缺乏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经验，完全用“左”的一套东西来指导工作，在中央苏区进一步造成了思想混乱。
这时候，陈毅非常担心地对毛泽东说，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一次风波，将来中央搬来苏区，还不是要推翻你！处在“左”倾路线高压下的毛泽东，对陈毅的知心和体谅深感安慰，但又无可奈何地说，中央来人越多，意见分歧就越大。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实则是“左”倾路线执行者对毛泽东的一次集中批判。他们手握中央的指示信，全盘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红军作战的正确方针和中央苏区建设政策。
会议出现了激烈争论。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红军应诱敌深人，在苏区摆战场，不宜打出去，更不宜攻打大中城市；要给地主、富农分田地；进一步巩固苏区农村根据地，发展红军和苏区武装力量。中央“左”倾代表批判说，“诱敌深入是等敌深入、游击主义”，提出攻打大城市的城市中心论；批判巩固苏区根据地是农民的落后意识和小团体主义；批判给地主、富农分田是“富农路线”；提出“消灭地主”的口号；并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从此开始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当毛泽东横遭批判的时候，苏区的一些同志仍然据理力争。其中陈毅以其鲜明的态度勇敢地站在第一线。他说：“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别看现在苏区方圆几千里，红军数万人，搞不好，打几仗就要垮台。”“左”倾路线代表批评陈毅的观点是“眼睛只盯着几个县的机会主义”。
陈毅反唇相讥，你们说上海无产阶级强大，怎么不在上海，跑到苏区来干什么？
“左”倾代表拒不认错和承担责任，只能强词夺理，用大帽子压人，这种会议当然不会有正确结论。会后，中央来人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称病休养。
赣南会议的结果令人痛心，但陈毅那种不畏权势和高压，坚持真理，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浩然正气，则受到人们的敬仰。毛泽东、谢维俊等当面称叹：还是你敢讲话，你讲得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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