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路线代表者完全把毛泽东当作党内的主要危险，步步紧逼。1932年5月，面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严峻形势，不去组织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而是没完没了地在中央领导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年10月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是以研究第四次反“围剿”为幌子对毛泽东的再一次“大清算”。“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首先点火，主张在敌军大举进攻之前，坚决打出去。毛泽东则以第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耐心说明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正确性。但是，中央代表一口咬定积极防御方针是机会主义，并且不容申辩。
这时，陈毅听到会议精神时毫无畏惧，毅然坚持毛泽东的正确方针。他说：“现在提出打出根据地去，为时过早，待红军力量发展壮大了，自然会打出去的。他建议中央来的同志与苏区的同志都要团结在一个中央委员会内，共同把革命搞好。”他痛心疾首地指出：“南昌暴动的残部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一个局面，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它！”陈毅再次肯定创立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并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道，提出了留毛泽东在前线指挥。这一切，都一一遭到“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拒绝。
1933年6月，中央苏区政治局第二次在宁都开会，完全剥夺了毛泽东的发言权。“左”倾代表以当兵团政委和省委书记为诱饵，专门派人游说陈毅，要陈毅好好检查苏区的缺点，带头做自我批评，增强苏区党内对中央的信任。陈毅听后愤然答道：“你们要我抹杀苏区成绩，编造谎言，我陈毅不干，苏区的情况你们找毛泽东谈去！”
会议的主持者项英紧盯着陈毅。一天，项英看到陈毅写的毛笔字特别像毛泽东的字体，心里很不痛快，于是便说道：“你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连写字都学他！”陈毅当即回敬说：“说我迷信毛泽东，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啊？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谁不听你们的，动不动就给戴上反国际的大帽子，只许听你们的，不准别人讲话，这叫什么呀！”
由于陈毅坚决支持毛泽东，以后的中央会议也不让他参加了。但毛泽东和陈毅患难之交的友情，却更加诚挚和牢固了。陈毅生病的时候，毛泽东去看望他，第二次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再次病倒，处境孤立难熬，陈毅主动前去探望，并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你现在不能去前方了，但还要经常和群众联系，有机会也要发表一些意见，让群众能听到你的声音。”
从此以后，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入长征，毛泽东和陈毅没有来得及告别就分手了。
公元1966年至1976年，中华大地上曾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大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使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的局面。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容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和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抗争，其中以1967年2月前后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事件为高潮。老同志的抗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林彪、江青等人则借反“二月逆流”，阴谋打倒一大批老革命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为这一事件平反，人们改称之为“二月抗争”。
“二月抗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为了维护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对错误的方针进行了抵制，力图对这场动乱的范围进行一些限制，在众多前辈中，陈毅是最坚定的一个。
1967年1月19日，发生了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事件。20日，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已经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的将帅们，知道毛泽东主席不赞成揪斗萧华，更壮了胆气。十天前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主持会议，他知道了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即向秘书查问，昨天会议谁做的记录？谁走漏了会议消息？这时，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没有立刻回答。徐帅生气地冲着萧华说：“怎么成胆小鬼了！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在盛怒之下，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得意的样子也大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也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说：“谁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结果！”叶帅由于用力过猛，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的始末，被看作是“二月逆流”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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