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一国领袖的古稀寿宴实在太寒酸、太简单了，远不如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日场面。然而，这个特殊的寿筵还是招来了毛泽东的不悦。他说：“我好好的，做个屁寿。我们党内的规矩，不准做寿，我不能带头违反规定，这饭我可不能吃！”说完做了一个人们都熟悉的手势——右手向外一挥，好像在轰人。当然大家知道他手势的意思：我不高兴啦。
毛泽东一生气就默声不响，起身在118厅内慢慢散起了步。
管理人员见到这个场面，有点尴尬，也有些冷场。只好让两位能说会道的服务员去说服毛泽东。
经过一番“工作”，毛泽东“被说服”了。他说：“饭可以吃，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不是也没吃饭吗？和我一同吃。不是做什么寿，而是打牙祭，我请客，免得浪费。”
饭间，大家举杯，祝毛泽东长寿。毛泽东却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大家赶紧改口：“祝主席健康！”
这回毛泽东笑了：“健康很重要，可以多活几年。什么万岁，万寿无疆，没那回事，你们不要听。人都是要死的，无非是七十三、八十四。如果人都不死，孔老夫子到现在还活着，不说要他坐车子周游列国，恐怕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再过几天就是1964年了，我们每个人都长了1岁，每个人都过生日，祝我们每个人都健康。”
古稀老人在和年轻人吃饭谈天中，得到了平常人过生日时的愉悦心情。至于饭费和粮票，和往常一样，都由毛泽东支付了。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不仅请了中南海里的要员，而且还将中南海外的劳模、科学家也请上了寿筵。这次生日请客是毛泽东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1964年12月底，三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中央也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泽东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党内一线工作，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刘少奇负责的，而且开会时也没有请毛泽东出席。
这样重要的会议，毛泽东没有出席就结束了！可想毛泽东内心是何种的感受；何况他是一个内心怎样想嘴上一定要怎样说的人。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他们在休息室里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问：“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走了。”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的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讲话。他不紧不慢，然而口气却相当严肃：“社教只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毛泽东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有些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完话的第二天，恰逢他的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筵，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陶铸夫妇、李富春及胡耀邦都提早到了宴会现场。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
突然，毛泽东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虽然是对李富春说的，但绝不是批评李富春一个人。幸好这时江青进来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她的身后跟着几位特殊的客人——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以及董加耕等4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代表，平生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装扮，他们都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先带着他们拜访了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看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看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在6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对我就十分亲热。”
的确，陈永贵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因为紧张，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放。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恩来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摇起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说，大寨搞得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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