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保小”
1939年初，“边中附小”和保育院小学部合并，“边中附小”的孩子们搬到白家坪，合并后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很多学生想不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红军改成八路军、新四军，中央苏维埃政府改成陕甘宁边区政府，孩子们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那是大人的事……可现在，自己的学校改名了，听说宋美龄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理事长，孩子们实在想不通！有的孩子哭着说：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我们的大仇还没报，为什么要和国民党合作？”
“我们不同意学校改名！”
“如果学校改名，我们就退学！”
面对着孩子们的阶级仇恨，面对着孩子们爱僧分明的阶级情感，很多老师、教工、阿姨都掉泪了。为了深人细致做好孩子们的思想工作，老师们用孩子的父母、用红军改成八路军的生动例子，来教育说服孩子们：
“红军要改成八路军，很多红军叔叔和阿姨也接受不了！有红军叔叔激奋地说：‘十年内战，同室操戈，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革命根据地被国军洗劫，多少血案？多少人命？红军长征，千辛万苦，国军围追堵截，每一段路都是一场血战，红军30万人被折腾得只剩下3万多人。多少血泪？多少深仇？可在转眼之间，红军真要编成国军，红五星真真地要换成青天白日了。真叫人难以置信！’叔叔阿姨们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可‘改编’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是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同意的啊！”
红军在三个战场上改编，在三个战场上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每一个会场上都有1万多指战员，黑压压、静悄悄地排列着中华民族的精英。将士们悲壮而激昂，许多人流泪了。是啊，当了十多年的铁杆红军，跟国军血肉搏杀了十多个春秋，今天一下子都要变成国军，谁能想得开？
阿姨们自己思想也不通，还要给孩子们做工作。他们把红军的教育宣传材料，拿来照本宣科的讲给孩子们听。幸而当时的孩子们都成熟得早，他们从懂事起，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受到教育、熏陶和潜移默化。那些大道理他们还能听懂，道理讲清了，他们是能顾全大局的。
“保小”直接属边区教育厅领导，校长由吴燕生担任，郭青任校务主任，彭镜秋任生活指导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有学生200多名；教职工80-90人。
白家坪距延安75华里，在旧安塞城的北面。“保小”的校舍在白家坪村大路东边一条川道里，这里川道宽旷，大路西边就是延河，距学校约一华里。村庄坐落在东山坳之中，大路两侧是片片农田。比起延安来虽然不及她的繁华，却胜过她的宁静。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这所由党创办的儿童公育学校东奔西跑，最后落脚到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扎根，不能不说是党和边区政府的最大关怀，也是孩子们的最大幸运了。学校驻地安定了，学校发展也就有了基础。
“保小”校址的基础在白家坪村的中央，像汉字的“八”字，一条干涸的小沟渠穿过八字的中间，横跨田地和大路，直伸延河，把“保小”分割成南北两半。在小渠的上下有一座石桥和一座木桥，又把八字两半连接成一个整体。
这里的延河不宽，水也不深，但是终年流水不断。延河，给了“保小”师生们很大的方便，吃水、洗衣服全靠它。夏天可以在这里洗澡、游泳；冬天结冰后可以溜冰、滑冰车。
每逢星期日，同学们常到延河边玩耍。在河滩找石头磨棋子下棋，找青石板块磨制石板、石笔写字。在延河里有时还可以抓到小鱼、小螃蟹玩，真是增添了不少生活乐趣和对大自然的认识。
在礼堂门前，还有一棵大槐树，又高又大，枝叶茂盛。听老人们说，他们小的时候，这棵大槐树就这么大，谁也不知道它有多大年龄。
当时学校的工作人员除了老师外，还有事务人员、医务人员、保育员、炊事员、饲养员……因学生全部住校，生活学习全由学校负责，所以比一般学校工作人员要多些。
“保小”老师的水平都比较高，多数是从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校结业生中，由中央组织部选派、经教育厅介绍来学校工作的。其中有不少原来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有的还担任过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校长，有的在来延安前就是出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先后在“保小”担任过校长和副校长的有：吴燕生、郭青、梁金生、王英樵、王志匀、郭林、王荣、高锦涛、刘志南等。
党政工作者和事务人员中，有的是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在白色恐怖中出生人死久经考验的老前辈，如彭镜秋、周文楠、孙敬毅、宋思纯等；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陕北土地革命的老红军，如罗冬祥、谢肇通、贺吉树、梁加业、肖文贵、吴成保、王启贵等。他们中有不少人身经百战，挂过彩、负过伤，身体不好，但均积极工作，热爱学生。另外也有一部分地方干部，他们打过游击战，思想好，工作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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