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经常邀请星华作纪念李大钊的报告。她家的小院里常常挤满前来听讲的青少年朋友。每逢烈士的忌日或清明节，星华要连续到万安公墓去参加孩子们的队日、团日活动。星华身体不好，有爱紧张的毛病，她也不喜欢抛头露面和集会。但是在天真可爱的孩子面前，星华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她觉得宣传先烈、教育后人，自己是责无旁贷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星华是个无辜的受侮辱者与牺牲者。1966年6月，当“红色恐怖”狂风乍起的时候，贾芝就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文联大楼地下室，每天被揪去“示众”、批斗。
不久，葆华也被公开点名为安徽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被押送到北京来游斗。经过一番番批斗、抄家、住牛棚、做苦役的厄运后，葆华又被军队监管起来，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最令星华伤心和想不通的是，她的早已为人民捐躯40年的父亲李大钊，竟然也被诬蔑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叛徒”，横遭批判。那时候，造反派三天两头跑到星华家里抄家；星华居住的胡同从东头到西头贴满“打倒… … ”的大标语；有时在胡同里走，小孩子就朝她扔石头，吐口水；在星华就医的那所医院里，也贴出了点名批判葆华、贾芝的大字报…… 尤其让星华感到气愤的是，自家门口又出现了面目可憎的“盯梢者”，这使她不禁联想起几十年前那些流氓暗探肆虐的可怕岁月。她曾说：“这样的侮辱，简直比打我几棒子还难受！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们党的耻辱。”有一段时间，她因愤慨、郁闷、伤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终日独坐闷不声响，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她的心在暗暗滴血呀！
然而，星华是个性格刚毅的人，从不向恶势力作一丝一毫的屈服。她由于不是什么当权派，造反派对她倒也奈何不得。于是她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与造反派展开周旋。贾芝有一些重要的笔记本，为了不落在造反派手里，星华和她的大女儿冒着危险，把这些本子藏来藏去。可是，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谁还敢替她们藏匿“罪状”’呢？东西送不出去，只好又抱回家来，锁进抽屉。后来造反派又来抄家，这回，星华不动声色地躺在床上，连身子也没有抬一抬。她指着那个抽屉冷冷地说：“这里面全是我的东西，你们不许动！”造反派被她镇住了，真的没敢碰那个抽屉。这些笔记本终于保存下来了。
葆华整整被监禁了6年，他先在合肥，后到六安等地接受“改造”。沉重的精神压力，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1972年，葆华的夫人刚被“解放”出来，十分担忧丈夫的健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葆华当时的处境和身体状况。信写好后如何才能送到总理手里？她实在犯难。经过苦思后，想起解放初期她在北京筹建京棉一厂时，曾和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共过事。于是，她把信寄给了李昭，李昭又通过王震把信转到周总理手中。这年12月19日，周总理给安徽省当时的军管负责人打来电话，要求对李葆华解除军管，尽快接回合肥养病。军管会负责人把周总理的电话内容扣押下来，企图敷衍过去。没想到仅过了一天，周总理又亲自来电话追问李葆华回合肥没有。军管会这才慌了手脚，连夜派车把葆华从六安接回合肥。起初，军管会把葆华夫妇安置在省委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但看到每日去探望葆华的人很多，就又把他们夫妇送到警卫严密的稻香楼宾馆，规定探望李葆华必须经过专案组的特批，限制外界随便和他们接触。一直拖延到第二年6 月，军管会才不得不在名义上宣布“解放”李葆华。但他们顾及李葆华在合肥的影响，又把李葆华下放到马鞍山电厂“劳动锻炼”。
星华在巨大精神压力下，糖尿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就发展为肾功能衰竭、尿毒症，但她并不知道，就这样一天天拖了下去。
葆华到马鞍山的第二天，中央就来电通知葆华去北京开工作会议，并再三催问：“李葆华现在到底在哪里？”要派飞机到合肥接人。军管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向中央说了实话，并通知李葆华转赴南京乘机进京开会。
在北京开完中央工作会议，葆华刚要离开会场，周总理派人拦住他说：“别走，总理有事和你谈。”当晚，周总理与葆华从11点谈到凌晨2点，他们整整谈了3个小时。周总理告诉葆华，中央决定让他到贵州省委任第二书记，因任务急迫，要立即起程。当日天亮后，葆华即登机出发，他在机场对遇到的安徽省同志说：“请转告省委，中央派我到贵州省去工作了。”就这样，葆华在周总理的保护、关怀下，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粉碎“四人帮”之后，春回人间，日暖花开。星华感到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她满怀信心，打算把生活重新好好安排一下，在晚年再为革命做出点贡献。可是，双目失明使她感到与世隔绝的痛苦，加上长期患病无条件很好检查治疗，病情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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