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刘爱琴被关进“牛棚”，屡遭批斗毒打，她丈夫也带着3个孩子离她而去。在那最困难的时刻，又相继传来了哥哥允斌、父亲刘少奇、弟弟允若去世的消息。真是雷劈电击，但爱琴没有倒下，她顶过来了。
刘涛和刘允真是刘少奇与王前所生的子女，相对于刘少奇和何宝珍生的子女，他们姐弟的童年物质生活，那是幸福百倍了。但他们在精神生活上并不比普通孩子愉快，一是他们父母的离婚，在孩子的心灵深处，总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二是“文化大革命”，他们不能不跟随毛主席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在思想深处，他们又无法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使他们处于一种进退两难、里外不是人的艰难境地。
刘涛从小就过着寄宿制的生活，她先后就读于北京育英小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后来考人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作为当时的红色公主，她在上学时，自然被人高眼看待；但当父亲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时，她无论如何在当时都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和谅解。
刘允真小名丁丁，是个普通孩子。他读到初三时就考人了北京丰台农业学校，一直过着平民生活。
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孩子：平平、刘源、亭亭、潇潇（小小），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儿女，他们的生活并不比常人平静、幸福。刘少奇对子女要求严格，有意从小就培养、锻炼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年仅11岁的平平、9岁的刘源、8岁的亭亭都被送到寄宿制学校，和同学们一起住宿、吃饭、学习、劳动。有人觉得孩子们都还小，接回家来吃住条件会好些。少奇同志却说：“群众吃不饱饭，我们当干部的有责任啊！让我们的孩子也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将会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饿肚子！”
少奇对子女的管教是严厉的，但也充满了父爱，只要能抽出时间，就会和孩子们一道说笑，带他们下海游泳、散步、谈心，关注着每一个孩子的进步。平平15岁时，王光美在河北新城县高镇农村搞“四清”。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浑身尘土、满头大汗的小女孩找王光美。王光美和工作人员一见，不禁都大吃一惊！
“哎呀，你怎么来啦？”
“谁送你来的？”
平平不以为然地说：“爸爸给我个地址，我就自己来了。”
原来，平平这次独自出门，是少奇的主意。15岁的平平放假了，少奇要锻拣她的独立生活能力，就要她一个人去找妈妈，并向秘书交代：“我写了封信，让平平给她妈妈送去，你们不要给她买车票，不要送她上车站，也不要通知光美同志或县里去车接她，一切都让她自己办。”
秘书们觉得孩子还小，这样做会出事，想劝少奇。但少奇说：“小孩子不能什么事总靠大人，要让她自己去闯闯，才能长真才实学。如果总靠大人帮忙，她就会有依赖性，遇事不动脑筋、想办法，将来还是不会做事情。”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子女的命运和国家主席紧紧相连。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批判“黑苗子”大会，也是一个接一个。
1968年3月28日，平平被关进卫戍区监狱；这年的12月，刘源被押送到山西雁北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18个月的牢狱生活，平平先后换了三次监狱。她从监狱出来后，被发配到山东垦利县大孤岛军马场。
粉碎“四人帮”后，刘少奇的子女随着父母问题解决，才被重新赋予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第09章 任弼时、陈琮英和他们的孩子
任弼时是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他和结发夫人陈琮英共有过9个子女：在那艰苦的环境里，早夭3个；因为战争中寄养在江西老乡家里，失踪2个；剩下3女1子，即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儿子任远远。而远远也已不幸英年病逝。
1926年，党组织决定将任弼时的童养媳陈琮英接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3月她和任弼时正式在大上海结了婚。
陈琮英从长沙简陋的织袜车间，走进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时，她已经22岁了，但因从小没有父母，营养缺乏，加上繁重的童工劳动，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矮小，一点也没有长高。她一身女工的穿着，依在身穿西装的任弼时身边，走在上海大马路上，低着头，生怕看到那一双双笑话她的眼睛。
任弼时这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中国共青团总书记，看到这情况，鼓励妻子琮英说：“昂起头来，别看你穿着土气，可思想先进啊！从现在起，你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了，战士哪能低头！”
1928年10月，党中央派任弼时到安徽芜湖、安庆巡视工作时，在安庆公园被捕了。在被押送途中，任弼时机警地把消息传给了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
当时，陈琮英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苏民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丈夫。因东奔西走，不能正常生活和吃饭，小苏民病了，发着高烧……但琮英为了完成党交给她的营救丈夫的任务，没有向组织上说半句困难的话，最后在党组织的配合下，终于把弼时营救出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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