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们的爱女小苏民却夭折了。当时刚出狱的弼时为了给妻子解忧，强忍着对孩子的思念和在狱中刑讯未愈的伤痛，安慰琮英说：“我们的孩子也是为了革命事业，才贡献了自己小小的生命啊！”并给妻子讲历史故事，唱革命歌曲，来缓解她的忧伤。
残酷的对敌斗争，使任弼时经常处在危险的境地。1929年11月，他出狱刚刚8个月，又在上海被捕了。经组织上多方营救出狱后，踪英见他背上两个被电刑烧的伤口，还在流着血和脓时，心疼地哭了起来。弼时忍着疼痛安慰她说：“战士流血不流泪，快去替我向组织报告，尽快分配我工作吧！”
“组织上早已告诉我啦，让你好好休息一些时候，等身体稍恢复点再说。”琼英心痛地说。
“我在牢里已‘休息’了一个月，现在需要尽快工作，而不是休息。等我们胜利了，我再好好休息吧。”弼时轻松而风趣地说，想减轻妻子对他的担忧。“你不是说过，革命成功了，工作会更忙更艰巨吗？到那时候，更没有时间休息了。”陈琼英轻声地反驳说。
弼时被驳得无言对答，只是咧着嘴笑。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可中国大地当时正是一片黑暗，严酷的斗争正在等待着他们，沉重的担子正压在他们的肩上，在这小小的亭子间里，在这寒冷黑暗的冬夜，他们却憧憬着祖国春天的到来。
1931年，弼时27岁时，参加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春寒如冬，党中央决定调任弼时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1931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上海启程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时。因工作紧迫，旅途艰险，只好将即将临产的陈琮英只身留在上海，并叮嘱妻子：“不管生下的孩子是男是女，名字就叫远志吧，让我们的孩子长大后有远大的志向！” 一周后，一个女孩儿降生了，“任远志”这个名字自然而然就归属于她了。远志已是他们的第4个孩子了，由于工作紧张，环境艰险、恶劣，前面的三个孩子都夭亡了。
弼时去了江西，全靠琮英一人来照料这个小生命。真是福不同至，祸不单行，由于叛徒告密，琮英生下远志不到一百天，就被敌人抓进了监狱。不到百天的小远志，也只好和妈妈一起坐监牢，她当时算是狱中最小的囚徒了。
琮英被捕人狱后，沉着机警，她一直装成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的无知模样。敌人提审时，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所答非所问，或者说些莫名其妙、啼笑皆非的话。
狱中的难友，都很同情琮英的遭遇，也十分敬佩她对敌人斗争的机智，大伙主动地帮助琮英照看小远志。即使这样，带着那么小的孩子在狱中生活，也是十分难熬的。
敌人反复审讯琮英，使她的斗争手段也越来越巧妙，有时敌人提问使她难以回答时，她就暗中在小远志的屁股上或大腿上拧一把，孩子可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面前是什么“大人物”，疼了就大哭大叫，又拉屎又撒尿，搞得敌人无法继续审下去。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退堂……”
经过党的竭力营救，敌人又抓不住任何破绽，经过一年的狱中生活折磨后，敌人只好将她母女释放出狱。
1932年，琮英和远志出狱不久，就接到党中央周恩来的电报，让琮英立即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琮英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使劲抱着远志亲着她的脸蛋说：“女儿、你就要见到爸爸了，我们要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去生活啦，你高兴吗？”
可琮英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路途艰难险阻，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就是到了苏区，也要过紧张的军事生活，怎么能带着孩子呢？思来想去，带着孩子是不可能的。在临行前，她毅然决定把远志送回湖南老家交婆母照管。
琮英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她知道弼时十分喜欢孩子。前面3个孩子都没有活下来，丈夫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来安慰她的。远志出生后弼时还没见过，她多想让他看一看、抱一抱呀！可是在战争环境下，这点愿望也是无法实现的。
1932年3月8日，琼英独自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福建长汀。当夫妻见面时几乎认不出来了，弼时一身红军装束，精神抖擞，跟在上海时大不一样了。当琮英把出狱后小远志的照片拿给弼时看时，弼时认真地端详着说：“这个宝贝女儿像你还是像我呀？”琮英也认真地回答：“现在看不出来，等她长大些才好决定。”弼时兴奋地说：“不管她像谁，反正是咱俩的孩子，你这次把女儿送到湖南老家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很好！你这种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做法，中央领导同志都夸你哩！”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生活、工作都是十分愉快的。有一天，琮英看到弼时抱着老乡的一个小孩，亲来亲去，那股亲热劲，一下子又勾起她对女儿的思念之情。弼时一回头，正好看见琮英站在那里出神，便走过去柔情地说：“我知道你又想咱们的孩子了！等反‘围剿’胜利了，我们设法把她接回来。”话虽是这么说，可战斗的日日夜夜，哪有个尽头啊，这不过是宽心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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