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祖还说：“对此，许多人不理解，而我们这个家里的成员似乎已经习惯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受磨难最深的还是我的父母。运动刚开始，我母亲就被扣上‘三反分子’的‘桂冠’，相继而来的帽子有‘走资派’、‘叛徒’、‘苏修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每一顶帽子都伴随着一段时间的残酷斗争和人身侮辱。她被打骂、批斗、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劳动惩罚……除了没有把她关进监狱外，什么罪都受过了。她坚强地活着，巧妙地斗争着，甚至运用住国民党监狱的经验，说服看押她的同志，在给她送饭和用品时夹带字条，传递消息。我父亲尽管重病在身，右半身已瘫痪，仍被抄家10多次，连房间内的地板都撬开搜查了。专案组的人还不时到家里来批斗他，因他任过西安办事处处长，当时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都是通过西安办事处去延安的。为了对革命同志负责，父亲不顾病痛和劳累，每天都要接待多批外调人员，书写多份外调材料。他右臂瘫痪了，只能用负过伤的左手写，写得又慢又吃力，但非常认真。一次，有人企图用‘逼供信’的手段，迫他‘证明’一位老同志是‘假党员’。父亲义正辞严地驳斥说：‘不，他不是假党员！是我介绍人党的。’并且用了两个多小时，工整地写了一份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挽救了一位老同志的政治生命。他前后接待外调人员千余人次，用伤残的左手写了数十万字的证明材料，尽了他应尽的义务。当父亲患脑溢血病危时，我们家的成员都还在各自的干校，待我冲破重重阻力回到家时，父亲已全身瘫痪，连话都不能讲了。我们想方设法抢救父亲垂危的生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违心地给曾与父亲一起工作的、当时仍在台上的汪东兴写信，但是仍没有留住父亲那不算老的生命，他当时年仅65岁。1969年7月25日上午9时多，我和妈妈及全家人，眼睁睁地目送我们最亲爱的亲人——我们认为是最忠诚、最廉洁、最无私、最刚强、最高尚的共产党员上路。当时，我们都很坦然和镇静，就像目送一位勇士出征一样悲壮！”
绍祖还在回忆中说：“告别父亲后，我在家里终于翻到了父亲的遗书。那是他病情恶化前3天即7月8日用红笔写的：‘我相信党和群众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自己心中无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许多烈士，已英勇牺牲了，自己是幸存者。’‘比一比过去，比一比劳动人民。’父亲最后留下的手迹，是特地用红笔写的，按中国的习俗，这就是‘绝命书’，是一篇表明自己心迹、表明一生境界留给亲人的遗书。我禁不住放声哭了，妈妈也老泪纵横。那一个个红色的字迹，就像一滴滴烈士的鲜血，又像父亲那赤诚的心。父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不管是我看到的还是听说的，又一幕幕展现在眼前。是的，在我的父辈中，爸爸只不过是普通平凡的一员，他不是一位叱咤风云、南征北战的统帅，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人民公仆。在那个年月，我们只能在家里，在与社会风浪的搏斗中尚存的避风港湾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爸爸去世后，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阿姨来家看我妈妈，两位老人见面分外难过。妈妈悲伤地说：‘云甫真是生不逢时，死不逢神啊！’我真担心妈妈在极度痛苦中讲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再给她带来新的麻烦！幸好妈妈挺住了。草草办完丧事，我们准备回各自的干校。临行前妈妈清理了她和父亲的积蓄，一共有两万多元。爸爸生前曾嘱咐，他死后把他积存的钱全部交党费。根据父母工资的比例，算在爸爸名下的应是一万五千元左右。为了凑一个整数，妈妈上交了两万元。那时我妈妈还是专政对象，一个月只发20元生活费，我们家除了一台北京牌14寸黑白电视机外，没有其他奢侈品。我完全理解妈妈的心思，她是想用此来证明她和父亲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参加革命一不图官，二不为钱，一切为了党和人民。当时她和父亲两人的工资加起来500多元。两万元，在当时来讲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它是靠父母长年省吃俭用一点点积攒下来的。父母的勤俭朴素，使我从小就养成了不乱花一分钱的习惯。我那时一直过着集体生活，虽然是全国学联主席，月工资才46元，但我仍能节省出二三十元交给妈妈。1978年6月，我从上海赴江阴途中因车祸而受重伤，我妈妈当时正准备去陕西出差。有人劝她到上海看看我，妈妈十分疼爱我，得此消息怎能不着急！但她还是说：‘儿子受伤有医生诊治，我去了也只是看看起不了别的作用。’这就是我的妈妈，具有慈爱之心和高尚情怀的妈妈！在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所做出的自然选择。”
“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定行政级别时，我母亲和父亲一样，主动要求降低一级。她长期做优抚工作和救灾工作，所以经常是在我国最贫穷的地方和最普通最基层的群众生活在一起。最近，偶然遇见我妈妈在内务部任司长时农村救济司的秘书陈友三老同志，他满怀真情地对我说：‘你妈妈真是个好人那！那时你家住在东城，你妈妈每天坐公共汽车到西城的机关上班。有时你爸爸从西城开会回去，顺便可用小车带她回去，都被拒绝。1957年有一次我陪她到江西出差，她要到井冈山去。那时井冈山还没有开发成旅游区，还是一个贫困的老革命根据地。省委派专车送她，她坚持要自己乘公共汽车上山。她知道山上群众生活困难，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的负担，自己带着干粮就去了。’当时陈老也有七八十岁了，他给我讲这些事情时眼睛里含着泪花。我完全相信他的话，因为我从小就受到父母这方面的教育，也是轻易不坐他们的工作用车的。有一次我上火车站，刚巧爸爸也乘火车赴外地，我也没有蹭他的车，而是坐公共汽车走的。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也许太过分了，但我们确是很认真、很执著、很自觉地去这样做。当时有些做法也许不太可取，但却从这些小事上反映了当时的教育，反映了父辈们的高尚情操。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父辈们确实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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