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郑重宣告：“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对于同志之去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否之别。”
这封信旗帜鲜明地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领导和红一方面军的团结，保证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后，黄公略率领红三军在著名的龙冈战役中担任正面攻击的任务，按照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很早就进入阵地。这天龙冈地区细雨浓雾，很适合设伏围击。但等了很久后，仍不见敌人来，战士们求战心切，黄公略却一直沉着冷静。上午9时张辉瓒率部进入龙冈，黄公略果断下令攻击，战斗一直激战到下午6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敌军突围未逞，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多人被歼灭，师长张辉瓒被活捉。这次巨大胜利，使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蒋介石大怒。他一方面派何应钦率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20万兵力，发起第二次“围剿”；另一方面他想方设法地破坏红军内部团结，妄图诱降黄公略。
蒋介石派人将黄公略的母亲和妻子押到长沙作为人质，然后在《湖南国民日报》上大造舆论，称：“黄公略既将母与妻子送来长沙，足见悔过情殷，投诚心切，现在三省大军已布置稳妥，水陆并进，准备一鼓肃清赤匪，你们也应当乘机赶快动作，协同消灭朱毛及其匪部，将功赎罪，以为你们彻底悔悟的证明。”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派黄公略同父异母的兄长黄牧庄为少将参议，带着蒋和黄汉湘给黄公略的亲笔信及1500元银洋潜入苏区，劝诱黄公略“归正”。信中说什么“学生误入歧途”是“本校长”之过，盼其尽快“率部归正”。
黄公略虽然也惦念妻、母，为革命却决心割爱。他又痛恨大哥甘心为敌充当说客，对自己和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进行策反，在军部征询意见时表示“一刀两断，义无反顾”。红五军军长彭德怀把这一情况电告了毛泽东和朱德。此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毛泽东，对黄公略的革命坚定性深信不疑，他回电说，这个问题由黄公略同志自己处理。黄公略得知后，立即给毛泽东回电：“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失败，采取了分裂红军的可耻阴谋。我黄公略坚信革命必定成功，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我义无反顾，与黄牧庄一刀两断，并请求将黄牧庄处以死刑，将黄牧庄的口供印发各军，借以教育部队提高革命警惕。”
根据黄公略的意见，黄牧庄被处以死刑。他处死大哥这一极端手段，今天的人看来可能难以理解，然而在那个残酷的阶级战争、到处悬挂革命者首级的年代，也是特定环境下的无奈之举。在中国千年的旧社会中，封建家庭恰恰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层细胞，投身社会革命的人往往都要先进行家庭革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在于始终把坚持革命原则放在亲情之上。
事后，红三军全体指战员和当地数千名群众，在江西吉安青塘召开了军民动员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黄公略大义灭亲的革命坚定性，号召全军指战员向黄公略学习，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黄公略率红三军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坚持就地诱敌深入。5月，红一方面军决定在东固山区消灭来犯的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为了争取初战胜利，毛泽东在15日当晚赶到了准备正面进击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即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了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天拂晓毛泽东亲自登上了白云山指挥全线战斗。进到中洞南侧的红三军主力，待公秉藩部的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仿佛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使公秉藩部顿时陷人混乱，激战到下午5时，将该师大部歼灭。红三军乘胜追击，当晚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场战斗首战告捷，此后红军连续作战，又打了四次胜仗，从而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三军是三战三捷，立下赫赫战功。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军奉命向瑞金、石城、于都、宁都地区转移。9月15日，当部队行军至东固六渡坳时，遭致敌机袭击，黄公略本来已经在路旁沟里躲好，因一个参谋跑来报告七师部队还在路上行进，黄公略便跳起来跑到路上指挥后面的指战员赶快隐蔽，结果被低空盘旋的敌机扫射击中腹部，因失血过多于当晚7时许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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