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十分关心着自己的儿女，儿女们懂事后也时时在关心着父母。叶正大虽然为了母亲留在家乡，但他没有忘记正在受难的父亲。叶正大说：“人的一生，10岁至20岁之间，是人生观的形成期。我的人生观的形成，受父亲的影响最大。1941年‘皖南事变’时，我已14岁。父亲被囚禁后，为了抒发自己对革命事业坚定信仰的忠贞感情，以及对反动派的满腔愤慨和对那些无耻叛徒的极端蔑视，在囚室中写下了那首题为《囚歌》的不朽诗篇，在华夏大地上广为流传：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首诗由郭沫若公开发表并评价说：“这里燃烧着无限的激愤，但也辐射着明澈的光辉，这才是诗。”但叶挺在皖南事变被扣押后，已深知自己处境的艰难，即写了15页纸的个人回顾，总结一生：“七次失败，无怨无悔”。并用一首小诗，来概括自己的人生观：
不辞艰难那辞死，
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怍，
赤条条来光棍逝。
这首鲜为人知的绝命诗，道出了一条永恒的真理，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官职有多高，本事有多大，谁也逃脱不了这“赤条条来光棍逝”的规律。叶挺这首看来不起眼的打油诗，实际上是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我们可以从他的诗里，看到他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节操。
叶正大懂事后，头脑里一直困扰一个问题，就是爸爸那脱党后流落海外的10年该做何评价。当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时，叶挺带领所属部队，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他本人并在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担任军事指挥，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遗憾的是，他于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脱离党组织，在海外流亡了10年，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评价，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作为他的长子，在叶正大的心灵深处，不能不画上问号，不能不留下痕迹。
叶挺为什么脱党？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党组织流亡海外的？这是叶正大一直关注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提高，他渐渐弄清楚了他父亲脱党流亡海外的原因，那是由于两种压力造成的：一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在党内受到了清算，中共广东省委认为叶挺“消极”，要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其实，广东省委的这个结论和处分是错误的。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叶挺预料到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城市发动武装起义，难免遭到失败。但当党组织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要他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时，他坚决服从了组织决定，秘密从香港潜回广州。起义开始后，他沉着地指挥战斗，很快地攻占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方。后来，广州外围的反动军队源源不断包围市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叶挺以战略的眼光提出：“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与那里的农民结合。”这个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可惜没有被采纳。当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起义中牺牲后，起义军在失去了主要领导人，且敌情越来越严重的危急情况下，叶挺与聂荣臻商量，当机立断组织起义军撤出广州，减少了损失，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然而，党内李立三、王明等人却无视叶挺在广州起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把失败的责任全归到他的头上。二是叶挺到莫斯科后受到米夫、王明集团的严厉批评和无情打击，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他，还指责他“政治动摇”。叶挺忍受不了这种无理指责，心情十分沉重，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流亡德国。
历史已经证明，当时对叶挺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后来说过：“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叶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也曾说：“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我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叶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脱离党组织，流亡国外的。
早在1928年初，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处理李立三对于广州起义问题的错误做法过程中，对叶挺在广州起义期间所表现的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是十分清楚的。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对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因此，周恩来对王明一伙仍然丑化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并对叶挺无理打击和诬蔑的错误做法是不同意的；对叶挺被迫离开党到海外流亡十分同情，认为叶挺是无辜的，应该给他伸冤平反。周恩来一直坚持自己这一看法，后来曾一再表示：“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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