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上，希特勒兵不血刃地使德国从一个战败国成为了“正常”国家。古德里安说：“萨尔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到入侵波兰时，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已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德国再次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如同其他极权国家领袖一样，希特勒对于自我标榜从不羞于启齿。在1939年4月28日，他在演讲中这样罗列自己的政绩：
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恢复了秩序，极大地提高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生产。我成功地为100万失业者在有意义的生产行业中找到了工作，使大家深受感动。我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德国，而且重新装备了军事力量。我做了更进一步的尝试一页接一页地冲淡了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它的448条包含了有史以来强加给国家和人类的最无耻的强暴。我重新为帝国夺回了1919年从我们手中夺去的省。我带领数百万被强行与我们分离的不幸德国人重新回到祖国。我恢复了千年之久的德国生存空间的历史性统一，我尝试不流一滴血而完成所有这一切……我完成了这一切，而21年前我还是我人民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工人和士兵。
希特勒还给第三帝国的人民许诺了一个玫瑰色而不是战火纷飞的未来。1938年夏天，希特勒提出，至少每个德意志职工应拥有一辆小汽车。他下令要为德国职工生产售价才990马克的“大众汽车”。这个价格意味着，对大多数德国工人来说，三年的工资就能够买到一辆小轿车。这个甜蜜的梦境对德国人来说颇具诱惑力。那时，美国人每5个人就有一辆汽车，而德国人每50个人里头才有1辆汽车。
总之，在二战之前，对千千万万的德国人来说，他们所看到的纳粹德国，正处在一个意气风发、凯歌行进的时代。施佩尔在其回忆录中说，“公众把那个时期经济和外交上的成就完全归功于希特勒一人。他们渴望有一个强大、自豪和团结的德国，并且愈益把希特勒看作是实现这种深深扎根在他们心中的渴望的领袖”。德国人沉醉地品味着希特勒的政治甜点，而希特勒则获得了操控整个德国的不受制约的权力。觉得这笔交易不错的德国人，至少在闪击波兰之前不在少数。
“你们总不看积极的东西”
希特勒深谙宣传之道，纳粹当局则善于运用各种手段营造一种舆论氛围，让人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美好新时代，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新时代。
就拿劳动阵线津津乐道的改善居住条件来说，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1928—1930年，建成的房屋平均数为313000幢，而从1933年到1939年，在希特勒当政的这7年里头，有6年的建成房屋数低于这个平均值——1933年建成房屋17800幢，1934年284000幢，1935年241000幢，1936年310000幢，1938年285000幢，1939年206000幢，1937年虽然达到过320000幢，也是所超不多。这也就是说，希特勒上台后，就改善居住条件而言，其实在总体上，做的还不如1928—1930年这三年中的几任总理。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布兰代斯（1916年—1939年在任）曾说过，“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政府广施恩泽，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保护自由”。可是1933年之后的德国人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工业化、城市化、中产阶级、市场经济、教育普及等等这些被许多人视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因素，并没有让德国人表现出更珍惜自由的价值。和18世纪末美国独立时还是农业社会不同，在纳粹德国，若将超过2000人的地区之居民视为城市人口，1933年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7.2%，到了1939年，城市人口增至484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9.9%，而农村人口只占人口总数的30.1%；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就说，德国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深受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吸收，纳粹当局也强调，“保持中产阶级兴旺发达乃是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在二战前是纳粹特色的市场经济，“如果只考察以公司形式出现的国营企业（邮局与铁路部门除外），并把它们的资金同私营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的总资金加以比较，人们会看到，1932年国营企业的资金仅相当于该总资金的7.3%，1939年12月底则为8.7%。”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扎根。
对于许多人来说，既然失业者有了工作，挨饿者有了饭吃，那么，纳粹搞一党专政，不再有独立工会，不再有劳资集体谈判，不再允许罢工，不再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再允许司法独立，不再行地方自治，不再有自由选举……且昨天是犹太人被猎捕，今天是共产党人受监禁，明天是社会民主党人遭放逐……可那又有多大关系呢？人们看到的是，在希特勒当政之后，失业在消失，饥饿在消失，党争在消失，德国的软弱在消失，德国在欧洲再次崛起……这一切，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它跟希特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中，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反驳和怀疑显得可疑，显得别有用心，显得杞人忧天，显得吹毛求疵。就连大量昔日马克思主义的信徒，社会民主主义的拥趸，也转身向希特勒雀跃欢呼。日后，德国历史学家哈夫讷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写道：“‘这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与面包’——这是那些年里几百万原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选民心声，他们在1933年还构成了反对希特勒的广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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