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陈映真在爱荷华，他父母在美国奥玛哈女儿家。11月中旬，两老和女儿、女婿以及两个外孙女，带了一桌酒席，特来爱荷华和我们聚会。陈伯父见到Paul，两人相拥流泪。他们邀请了所有的中国作家到我家，还有韩国诗人汉学家许世旭。陈伯父和吴祖光拥抱，也是泪汪汪的。
陈伯父在饭桌上起立讲话，声音哽咽：十几年以前，映真出事，亲戚朋友全不来了。那是我家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候，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素不相识，却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家一向是向着大陆的，今天可以和大陆的作家们在一起，这也是因为他们两位的关系。我也要特别谢谢他们。
Paul接着说：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今晚是我们在爱荷华最动人的一晚。
陈映真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一文中写过：
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天马行空不知所至的玄学，而是具有人底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思索的人底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
陈映真就是具有人的体温、人的骨头、人的勇气的文艺家，一直在他称为“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中独行，即令现在，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仍然是寂寞的，焦虑的，在另一条后街中踽踽独行。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1)
母女同在爱荷华
——茹志鹃和王安忆，1983
1983年的爱荷华，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秋天。
在那之前，我读到茹志鹃的几篇小说，最欣赏的一篇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在70年代的中国文坛，那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是多面的，所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提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整篇小说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讽刺和诙谐。《剪辑错了的故事》由一场一场的“景”，共七个“景”而组成。每一“景”是个特写，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几乎可以自成一体，成为一篇小小说。七个“景”又互相交错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细致的结构，有节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标题，也新颖而有含义，例如“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寞”。小说的意义不仅隐含在故事中，也隐含在人物刻画中，甚至在小标题中。
1978年，我在离乡三十年后，和Paul及两个女儿一同回乡。那时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请作家来爱荷华，在北京曾努力过，和夏衍先生也谈过，根本不可能。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作家才能应邀到爱荷华来。那几年来的作家，都是“文革”后的“出土文物”。他们是牺牲过而又被牺牲的一代，活过抗战，活过国共战争，活过“文革”，终于得到第二次解放。他们对隔离了多年的世界，充满渴望和好奇。
1983年，吴祖光和茹志鹃应邀来爱荷华。王安忆那年二十几岁，已出版小说集，1982年并以《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她的短篇小说就已锋芒毕露，例如《回旋曲》。小说用非常简洁的对话，揭示了一个社会问题。《回旋曲》分三节，每一节有不同的旋律。每一节提示一个问题。三节提示了三个问题：恋爱期间的问题，结婚期间的问题，结婚以后夫妻分居的问题。第一节一对恋人的旋律如月光小夜曲般优美；第二节的旋律迫切急促，新婚夫妇要找一个旅馆度蜜月；第三节婚后分居两地，怨而不哀，平淡透着无奈。整篇小说充满反讽。王安忆在那之后不断发表作品，不断出版长篇短篇小说的书。扎着两条小辫从上海弄堂走出来的小女子，多年之后，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镇。《长恨歌》可说炉火纯青了。王安忆在上海小市民的命运中，看到“人”的处境。小说是一幅大型工笔画，既细且大。王安忆以一个大时代的变动为背景，用周密的细节结构出一幅大型画面，细致入微地描绘其中一个个小人物，整幅画隐寓着生命的无奈。但在1983年，二十几岁的王安忆还得随母同行。
那年陈映真在我们多次努力以后，来到爱荷华，也是他第一次从台湾出境。因为左倾思想而坐牢八年，一出狱就蒙着被子听他祖国消息，听到国际歌热泪满面的陈映真，居然在爱荷华碰到来自他祖国的茹志鹃、吴祖光、王安忆，还有个香港的左派潘耀明！他真个是如鱼得水，笑得很开心，有时调皮地卖弄一两句党的领导的话，还是标准的京腔。
他对王安忆是老大哥的关怀，探究，欣赏——她是年轻一代的希望。王安忆对他是女孩对兄长的信赖和仰望，但有时也一针见血点出他的迷信。陈映真和茹志鹃一拍即合，他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祖国来的同志！茹志鹃呢？一个台湾同胞居然有如此进步思想，实在佩服！
吴祖光对中国的现实多持批判态度，慷慨激昂，毫不留情。王安忆是探索者的质问，透着年轻人的叛逆。她对吴祖光那一声“伯伯”叫得还是很亲切的。
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在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正如她们的创作，都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王安忆对母亲常持反对态度。母亲对她永远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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