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他们之中，可有戏看了。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2)
王安忆扎着两条小辫，羞涩透着好奇，闪亮的眼睛可是不停地搜寻。我特别安排一位读文学博士的助教Anna带她参加许多活动。她们成了朋友。安忆目不暇接，总是很兴奋的。她是历年在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和美国年轻人的接触也最多。她活动之余，才来参与中国作家的聚会，搅在中国人忧国忧民的情结之中。但她比他们洒脱。她摆脱牵牵绊绊的中国事，独立在那一刻去看外面的世界。
茹志鹃和我同年，但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彼此好奇。我们常常谈到不同的过去。你那时在哪儿？你那时在干什么？彼此常有这样的问话。
他们有时从山下的五月花走上山到我家。王安忆参加活动去了，她对我们这些人的谈话没兴趣。
茹志鹃问到我过去的生活。我谈到1936年正月初三父亲在贵州被红军杀死，尸首不全。
贵党实在太残忍了，陈映真笑着对茹志鹃说。
那时候就是那样的呀，茹志鹃说。
那年我十岁，父亲灵柩从贵州回武汉。小弟弟华桐只有几个月，从没见过父亲……
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哪儿？茹志鹃说。我姑母要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当尼姑！
你竟当了解放军！你和王啸平在哪儿认识的？
在解放军里呀！他是导演，我在文工团。我们渡江以后，在南京结婚的。
渡江以后，你在南京结婚呀！我大叫了起来。那时候，我们刚从南京跑走，跑到北平，又跑！跑到上海，又跑！跑到武汉，又跑！跑到广州，又跑！八路军跟着我们追！你就在那时候在南京结婚呀！
我们大笑。
茹志鹃从小是孤儿，住在孤儿院。1943年十八岁，跟着哥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分配到部队文工团工作。
我谈到台湾的生活，谈到大弟汉仲：他抗战末期加入空军，飞行侦察日本人。后来侦察你们共产党！我指着茹志鹃笑了起来。1952年，在台湾例行飞行失事，他才二十五岁。
我和你不是错过了，就是干上了。茹志鹃说。
一点也不错！我第一个丈夫，在你们抗美援朝的时候，正在东京的盟军总部当翻译官，打北朝鲜！
我们又干上了！茹志鹃挥起拳头，一面笑着。
有一位临时来访问的中国作家演讲，题目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题目尖锐，而且用英文讲，听众满堂。他讲到幼年家境贫寒，遭受迫害，勤工俭学，留学英国，解放前一刻回国。那以后的经历，几句话就滑过去了。讲完听众提问题。
你在二十几年的沉默中，写作没有？有人问。
没有。
为什么？
我不要和文学发生关系。
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才有中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发现他们讲话很小心。最近中国好像开放一些了，并且制定了宪法。不知道年轻人如何反应？
那位作家笑笑：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于……
我所接触的年轻人对此毫没兴趣！吴祖光代他回答了。
王安忆是年轻人呀！有人说。
我们有兴趣的是现实问题，不是纸上的文字，她说。
假若中国有法治的传统，就不会有这么多政治运动了，吴祖光作了结论。
散会后中国作家自然是到我家聊天。
伯伯，王安忆对吴祖光重重叫了一声。您是怎么入党的？
文化部长周巍峙把我叫去，要我入党，我就入了党。后来，报纸访问我，要我谈入党感想。我说，不谈！
那时，陈映真的《山路》在台湾《中国时报》获得小说奖。我们举杯庆祝。
映真，为什么现在给你奖？我问。
我不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给我奖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3)
《山路》很尖锐呀，我还担心招麻烦呢！
我们各自揣测。
国民党开明一些了吧。有人说。
陈映真说：你不懂！这一定是国民党的政策。中国大陆有一定的政治方向，一定的思想。台湾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一些不同的官僚在一起，东一下，西一下。没有系统。
那么，国民党变聪明了。
也不是，你不懂！你没在那个社会生活，你就不知道台湾那个社会。
那么，到底为什么给你奖呢？
我也不懂！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出来了，你得了奖。这对你在台湾是有利的。我说。
这是一定的。
我谈到波兰作家葛罗瓦基（Janusz
Glowacki）的母亲从波兰打来电报。他家搜查一空，家具、文件、信件，全部搜走了。抄家！
混蛋！吴祖光气冲冲骂了一声。
我们有时也笑闹。有天晚上，当然又是在我家，不知怎么，大家唱起歌来。陈映真学公鸡叫，学母鸡下蛋叫。各人唱各人的歌。有人唱起我儿时的歌葡萄仙子：
高高的云儿罩着，淡淡的光儿耀着，短短的篱儿抱着，弯弯的道儿绕着……
我居然学儿时模样牵着衣角跳舞。大家笑成一团。
茹志鹃第二天告诉我：昨晚我回去后，感触很深。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音乐和诗了。我们从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欢笑唱歌。关闭，心灵的关闭。中国是有音乐和诗的民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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