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州离杭州不算太远，而且他与文彦博还有书信往来，梁焘迅速得知。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富弼，希望富弼出面，劝说皇上，再怎么说。只是一个小商人，而文彦博做为三朝重臣，如何为了一个小商人，而“重贬”到池州呢。
确实梁焘是这么想的，士农工商，商人乃是最下贱的一个群体。
这个想法……当真如此！商人当中也有好人的，而一些大地主的做法，比商人更黑心！不过千百年来就是这种观念了，实际说起来宋朝还算是好的。
那么司马家怎么有人经商？如果这么问司马光，司马光准得抽人，俺们家族是有人经商，但是什么人在经商，而且他们敢凌架于士大夫之上吗！
同时梁焘又零零碎碎地说了许多王巨的坏话。
信未到富弼手中，富弼就已进京。直到富弼羞愧地回来，才收到梁焘的信。
开始时富弼也未多想，更没有回信，而且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但是这时候又发生了两件事，重新点燃了富弼的不满。
朝廷又派李定来洛阳，调查那些随富弼进京乡绅的平时做为，其实相比于安焘所带来的乡绅，洛阳这群乡绅素质要高得多，有的乡绅在乡里名声还真的不错。
当然，这些乡绅都是有来头的，银行司是是非非不管了，可是朝廷要执行齐商税，让他们不乐意了，这才随富弼去了京城抗议。
然而以李定对旧党的仇恨，那是省怕事儿小了，不怕事儿大了，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于是在洛阳是真正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李定这种宁肯错杀千人，不愿放过一个的做法，让富弼终于又恼火起来。
再者就是耆老会。
王巨提议下诏拆散耆老会，有许多老家伙不愿意离开洛阳。
那怎么可以呢，你们不离开洛阳，继续象以前那样时不时来一个聚会，王巨在京城那就难受了。
因此给了李定一道命令，让他“劝说”这些耆老们，速速各回故里吧，省得到时候朝廷真的按照制度来，你们就难看了。
李定于是一个个找上门，到了他嘴中，说话就更难听。干嘛，还想继续聚集，结党成群，蛊惑民心？
这些耆老们一个个来到富家诉苦水。
富弼有什么办法？
不过富弼也开始反思了，于是发现了一件事。
与朱纯无关，现在几乎就没有一个人能想到陕州背后还有着内幕，都以为是安焘闹了乌龙，因为急吼吼地想打倒王巨，替文彦博打抱不平，所以未甄别这些乡绅的真面目。
不但安焘，包括自己这几个人在内，同样也没有注意，这才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然而王巨却立即注意到了，不注意到就没有后面安排了。
这不仅得要手中有着力量，还得有高明的智慧了，智慧是好听的说法，应当是心机。
后面的发展更是心机的表现，如果王巨真象富弼回到洛阳后的那么大度，知道这些乡绅的真面目，为何没有在富弼没有进京之前，暗中通知一下，再稍稍示好，那么富弼几人无疑会改观对王巨的想法，即便还是去了京城，稍稍说几句，大家各自有一个台阶下，此事不就完美解决了。
站在富弼角度确实是这么考虑的，然而不提这是王巨有意布下的计谋，就不是有意布置的计谋，他们这群人中有了司马光，王巨会不会想“完美解决”？
但王巨没有，相反的，他选择了最激进的做法，利用这个漏洞，将自己一行人软禁在驿馆，再利用这些高利贷乡绅的丑态，将自己这几位老臣一生的光辉完全抹黑。
事后呢，王巨还假惺惺地做着好人。
这事儿，不仅王巨心机深，还十分地恶心。
也就是李定的做法，将富弼的想法引向了另一面。
于是富弼在弥留之际，回给梁焘回了一封信。
信中说，国家之所以有这些乱象，是谀佞者进，人主不闻有过，惟恶是为，所以致乱。但皇帝身边多是小人，所以忠言不得进。
又说先是王安石，后是王巨，以利诱君，因此今天上自辅臣，下及庶士，畏祸图利，习成弊风，忠词谠论，无复上达，致陛下聪明蔽塞。
特别是王巨，其手段暴厉胜过王安石十倍，比如自己这一行进京，说软禁就软禁了，古今往来，有几个权臣敢这么做？
不但手段，最可怕的是其心机。富弼将自己所想的，也写在信中。
又说，至此，大前年刺相案十之八九，可以断定是王巨的苦肉计。
而且富弼这时病得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又写了一句话，那就是王巨非是王安石，弄不好就是宋朝的王莽与曹操！为何呢，因为朝中大臣上下一起被他迷惑，这还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他在军中的威望。
信到梁焘手中，乃是私信，然而富弼死了。
中国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活人为小，死者为大。活着的父母亲不孝顺，但死了的父母亲，四时八季，必须祭拜……
梁焘就写了一篇奏章，以及这封信，一起递向京城，弹劾王巨，就是王巨逼死富弼的，如果富弼不遭此羞侮，不忧郁积重，如何能薨逝？
不要小看了这道奏折。
想一想蔡确之死，对另一个时空宋朝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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