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节流，主要就是冗官冗兵，强行裁减官员，王安石是不会碰的，这个太得罪人，便是王巨的减官提议，同样也是徐徐徐！
那么想来想去，还是裁兵。
因此王安石说。减兵最急。
赵顼便说，比庆历数已减少很多了。只能另想他法。
第一次裁兵，裁了不少，但多是吃空饷的名额，余下的全是老弱病残，虽裁得多，总体战斗力并没有下降。
这个下一步裁兵，便是王巨也不敢狠裁了，特别是在战争随时爆发的时候。原先王巨那个策子说得就很清楚，第二步裁兵，是在增加各路边军数量后，才开始大规模的裁兵，然后这个数量，才能作为宋朝以后军队的定式。
现在淤田没有开始，边军未增，大战又随时爆发，赵顼不敢再减了。
王安石便说，可以精训练募兵，再鼓舞三路百姓习兵，则兵可省。
似乎也绕到王巨思路上。
然而不管是王安石的策子，或是王巨的策子，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因此陈升之说了一个办法，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的人，量减请受，徙之淮南。
只要徙迁到淮南路，再给一些屯田，便可以减少其供给。王巨的郑白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一人省十几贯二十几贯不多，十几万兵士省下来就是好几百贯钱。并且不是一年省，而是年年省。
文彦博因为坚持换绥州买安失策，在边上沉默不作声，于是吕公弼发言，使兵士离本土，又减其常禀，于人情不安。
但赵顼有些心动，因为这一条王巨也说过，让禁兵离开京城，迁于城外，因此又问陈升之，退军事，中书有没有与枢密院商议过？
吕公弼抢在前面说，臣不比他人立事取名，恐误陛下。如果十几万众皆哗变，奈何？
曾公亮在边上和稀泥，为之当渐渐图事。
陈旭于是论祖宗旧法，何谓祖宗旧法，看一看赵匡胤赵匡义朝养了多少禁兵！
赵顼便说，但执政协心，不煽动则人情自无事。
为什么王巨害怕裁减军器监这些官员堂吏会麻烦，正是这个煽动。
其实青苗法开始执行，京城已经莫名其妙开始有些不好的风言风语。不过皇城司的人还没有动手抓捕，可能会是明年，也可能会是后年。
但坏就坏在这里，赵顼知道，不然也不会一度同意王安石让皇城司的人抓了一万多人，让他们不要乱说话。他知道了，却一直用了一些保守派大臣在朝堂，为何，异论相搅！
王巨听到了风语，王安石也听到了风语，但现在他还不能说大权在握，只能为此苦恼，于是跟上说了一句，吕化弼来陛下前进言，仅是遇事而惧，固是无害。若是退以语众，则是煽动人情。
赵顼开始和稀泥，转移了话题，说，柴世宗如何得精？
王安石无辄，只好说了一句老实话，柴世宗也是简汰，不过柴世宗精神之运，威令之加，有在事于外者，能济事而不会悔败。
人家柴荣手中兵少，乃是会打仗！
现在宋朝上哪儿找柴荣那样的主？
因此此次商议无果而终，这是在政事堂议论的，连王巨也不知道。但还是传到一些需要知道的人耳朵里，龙图阁直学士陈荐便上书道，大臣建退军之议，损禁兵月食禀，使就食江淮，可是祖宗之制，禁兵在京城。所以重内轻外，其来已久。人情既安习，一旦徙去国客食，卒伍众多，非所以安之，宜如旧。
赵顼忽然醒悟，实际王巨说得很清楚，包括建扩边军，徙离京城中，但这个徙离京城中不是离开京城，远到江淮哪里，而是徙到京城外，还是在京城附近！
因此赵顼又将王巨喊来商议。
王巨想了想说：“陛下，请如曾公所言，当渐渐图事，虽然边事可能随时又起，不过梁氏终非是李元昊。并且边境也与仁宗时不同，堡砦丛立，边军有备，又有郑白渠之粮食，虽会费钱帛，但不会产生庆历那样的巨费，顶多积欠稍后尝还。”
“唉。”赵顼叹了一口气，老爹留下这个基业真他娘的太好了……
不过王巨倒开始担心了，如果王安石真想增边军，精选边军，他是赞成的，怕就怕王安石想到了那个保甲法。
赵顼又说第二件事。
他在三月时跑到内藏库，看到一件事，一个外地的衙前来到京城纳金七钱，在古代七金的可能是指七两金，也可能指七两银，但这里是七两银，而非是七两金。
就是这个七两银子！
首先说这个银子，明朝银子初期是一千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后来倭国大量银子流入中国，甚至西班牙都将欧洲的银子带到中国，因此银价逐步下降，最低时下降到五百文铜钱即可兑换一两银子。只到了明末动乱时，又变成了几千文钱兑换一两银子，毕竟银子份量少，好藏。
但在宋朝，起初也是一千文钱兑换一两银子，得到南方后一度下降到五百文即可换一两银子，现在是两千文才能换到一两银子，若是王巨不推动历史，在史上涨到三千文四千文！
所以总体银价比宋朝比明朝高。
七两银子，一千四百文，相当于二十一世纪初七百人民币的购买力。
不过当地官府欠了内藏库这个七两银子的尾款，必须要按期上交，不得已只好派了一名衙前来京城上交这七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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