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以尝为同考试官与知内帘事，历陈敏政出题阅卷取人有可疑者六，且曰：“臣于敏政非无一日之雅，但朝廷公道所在，既知之不敢不言，且谏官得风闻言事。”曰，“昶言虽不当，不为身家计也。”今所劾之官晏然如故而身先就狱，后若有事谁复肯言之者。但兹事体大势难两全，就使究竟得实，于风化何补。莫若将言官、举人释而不问，敏政罢归田里。如此处之，似为包荒，但业已举行又难中止。若曰朋比回护颠倒是非，则圣明之世理所必无也。
简单地说，林廷玉开的方子就是：言官“风闻言事”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不能因此治罪。如果治罪了，以后再有贪赃枉法的事情，谁还会举报？要知道官员的坏事往往是从民间先传来，其后官员才会重视。然而，既然是“风闻言事”就会有搞不清楚的地方。科场舞弊这件事情全天下的士子都知道了，而且都担心官官相护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为了维护皇帝您的尊严，为了维护考试的尊严，只能牺牲程敏政和两位举人了。
林廷玉说完之后，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绶等人，纷纷上书要求释放华昶，逮捕程敏政。其后，徐经开始抗辩，说华昶“挟私诬指”。程敏政也上奏要求和所谓的证人对质。就在双方争辩的关口，风向立转。徐经承认送了程敏政金币，于是左都御史闵圭等众人，再次要求逮捕程敏政。弘治皇帝这时候，将奏折扣了十多天没准奏。这一下，几乎所有言官都齐刷刷地要求皇帝逮捕程敏政。
最终皇帝没有办法，拖了足足两个月终下令将程敏政缉拿归案。
到了六月份，华昶带着他的证人与程敏政在午门对质。对质双方为：程敏政、唐伯虎、徐经等人和华昶、无锡举人方学等人。
最终经过多部门会审，由闵珪牵头查证，徐经供认：
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间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于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言及者，故人疑其买题，而昶遂指其实。未尝贿敏政，前惧拷治，故自诬服。
用现代文来说就是：徐经和唐伯虎来到京城后，二人敬慕程敏政的才学，向他求学并谈及可能的考题会是什么（那时，程敏政还不是考官，考官名录未发）。因为明朝官员工资低，许多人都干兼职，程敏政看中徐经的钱便教二人学问，做起了“猜题老师”。这个其实很常见，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每到中考、高考、自考，老师们总是根据历届考题猜题，程敏政也是如此。只不过猜题太多，等后来真的成了考官之后，他也忘了自己猜过什么题。
因为后来徐经与唐伯虎根据可能的考题进行了试卷模拟。而这些他们都没有避讳，都对外进行过宣讲，与好朋友谈及过。前者之所以供认敏政卖考题，乃是受了拷打所致。
唐伯虎供认：自己确实给程敏政送过礼，但却是为了请程敏政给自己的伯乐梁储写践行文章，因为梁储要“外放”做地方官。对于这个礼物是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二科志》和《尧山堂外纪》都说是“持帛一端”；而王世贞却说送了“一金币”。
如此，案情大白，华昶“言事不察实”有过；“（徐）经（唐）寅等夤缘求进（溜须拍马以求得官）之罪”。弘治皇帝命“轻罪重罚”，具体如何判处由闵珪等人拟定。最终结果出炉：程敏政退休；华昶调南京太仆寺任主簿；徐经、唐寅皆废功名，交了罚款后去当吏役。皇帝准奏。如此，徐经、唐寅就将永世不得为官。
程敏政出狱后，愤懑不平发痈而卒。也有人说他被一些人羞辱，吐血而亡。
唐伯虎出狱后，被谪往浙江为小吏。正如他在《与文徵明书》中所说“士也可杀，不能再辱”。唐伯虎知道了这个任命后便挂冠而去。
徐经自此走上了8年上访路，他屡次说“我是屈打成招的”，最终被平反，其后亡故，享年35岁。
程敏政和徐经冤不冤
对于这个案件，历来就有争论。有的人说唐伯虎很冤，徐经虽然可气但也冤，乃是政治纷争让他们受了苦。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们不冤，原因很简单，程敏政的名声不好、徐经的才学一般，富人买题很正常，唐伯虎的才学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此案一出，便有人提出质疑，对唐伯虎表示同情，当时的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吴宽即致函浙江幕府，称：
今岁科场事，累及乡友唐寅。渠只是到程处为座主梁洗马求文送行，往来几次。有妒其名盛者，遂加毁谤。言官闻之，更不访察，连名书内。后法司鞫问，亦知其情，参语已轻。因送礼部收查发落，部中又不分别，却乃援引远例，俱发充吏。此事士大夫间皆知其枉，非特乡里而已。渠虽尝奏诉数次，事成已无及矣。
也是苏州人的，该科殿试读卷官王鏊，时任吏部右侍郎也说“横遭口语，坐废”（见《震泽长语》）。
另一位读卷官焦芳①，在正德年间主修的《孝宗实录》上也说“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
尽管人们同情唐伯虎，但是，对于平常百姓来说，还是大多相信有弊案存在。唐伯虎、徐经等人并不像徐祯卿、张灵那样出身于草根。前者因为有才与众多苏州籍高官关系深厚，后者则仗着万贯家财与不分籍贯的高官关系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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