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篁墩文集》卷十）
这个考题很偏，许多人都不知道用典何处，所以，许多考题答的驴唇不对马嘴。考题中“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乃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是说许衡，其来源是元朝儒生刘因的《退斋记》。
许衡（1209年－1281年），字仲平，初学佛道，后成为程朱理学代表。元至元七年（1270年），因上书“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世祖忽必烈不听，之后便“谢病请解机务”辞官中书左侍郎，专门教授蒙古子弟理学。
而刘因（1249年－1293年）对许氏自请罢中书执政而就国子之举，甚为不满，故作《退斋记》讥讽许衡。
知道了这个典故，考生才能以典故为基础答题。看到这两篇好文章，程敏政忽然想到，在没有当考官前，曾经和唐伯虎、徐经说过这个典故。因此，他立刻对旁人说：“这两张卷子一定是唐寅和徐经的。”
此言一出，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京城。顷刻间，流言四起。本来，乡试的时候太子洗马梁储就四处夸奖唐伯虎，说新科状元必属唐寅，还向主考官程敏政进言“仆在南都得可与来者，唐寅为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毕其长，为君卿将异之”。
再加上徐经、唐伯虎的高调进入京城社交界，还多次拜望程敏政、李东阳等，朝堂内的许多官员对此都狐疑不止。
“风闻言事”
之所以要说“风闻言事”，其实是为了给唐伯虎案件中的“检察官”说说话。
至今仍然有许多论者对户部给事郎华昶等言官的举证不仔细进行鞭挞，说他们误了唐伯虎等人。然而，对熟悉历史特别是监察史的人来说，华昶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武则天正式提出“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诐相倾覆”以来，“风闻言事”就成了言官的通行做法。
而“风闻言事”的存在对揭露官员各种腐化、劣行十分必要。官员的亲属、奴仆对外无意间的讨论常常会涉及一些官员的劣行，这些言论传播到民间后会受到监察御史的注意，监察御史会向上报告民间的言论，至于所言之事是否是真的，则由监察机构去考察。
华昶的问题就在于他太绝对了！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
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
陈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此言一出，弘治皇帝立刻下令将徐经、唐伯虎押入大理寺。更关键的是，此时，朝堂上有人想将程敏政取而代之（翰林院副掌院傅瀚），而程敏政平日里自负才学甚高看不起同僚（史载他“才高负文学，常俯视侪偶，致为人所嫉”）。所以此案一发，很多同僚都坐视不理。
可以想见，在苏籍官员和程敏政等人的政敌的唆使下，徐经和唐伯虎受到了怎样的折磨。最终，徐经招供，说买通了书童得到了考题。皇帝此时命当时的第一主考、文坛领袖、大学士李东阳查看卷子，着手调查程敏政是否挟私。
李东阳奉命会同五经同考官审查程敏政看过并拟取中进士的朱卷，结果徐经、唐寅的卷子并不在其中。李东阳便上奏：
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以竣，谨具以闻，幸下礼部看详。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
然而，久在官场的李东阳却不下结论，他说：
尚书徐琼等以前后阅卷，去取之间及查二人朱卷未审，有毙与否俱内帘之事，本部无从定夺。请仍移原考试官径自具奏别，白是非以息横议。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皇帝听罢大怒，唐伯虎的处境变得不妙，“得旨华昶、徐经、唐寅皆被锦衣卫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闻不许徇情”。
其后，以文叙伦、王守仁为首的三百名进士参加殿试，由刘健、李东阳、谢迁、李杰、焦芳、王鏊、周经、马文升、白昂、徐贯、闵珪、焦芳詹、屠滽、元守直、王轼为殿试读卷官。
第5章 万事由天莫苦求 (5)
会试的事情完了，唐伯虎的案子却陷入了两难境地。该如何办？
徐经是有钱人，唐伯虎与主考官特别是程敏政、吴宽、王鏊等人关系很好，特别是后两个人还是他的同乡前辈，既有钱又有人。难怪令人怀疑他们徇私舞弊。
其后，工科给事中林廷玉上奏，提出了解决办法。这在《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中有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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