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再往下念去，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同人等默察近来国共成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主张与政策，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读至此，蒋介石又气愤起来，恼火地说：“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于是以目光征询其父意见，是否还要读下去？蒋介石仍表示要再听听。
蒋经国又继续读道：
“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刻，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亡，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八条因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六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人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已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人势，仍继续作决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至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因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六百万人民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为，亦岂大势所许可。”蒋听到此处，霍地站起来，要战报看。
26日下午1时到达黄浦江复兴岛。27日，发表文告，声明他“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后蒋一度移住上海市金神父路励志社。
在这个声明里，他特别把反共战争改说成为民族解放战争，妄图以此煽起民族情绪，继续顽抗。他说：“我们当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是反集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之社会战争和保障我们悠久历史、文化和仁爱的伦理道德的文化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如果失败，国家的独立自由地位，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必归于毁死。我们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贫穷，冷酷的饥饿和世界战争。”蒋于此处先后接见徐永昌、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忏、汤恩伯、毛人凤、陈大庆、石觉、谷正纲、陈良等要员。他仍公开声称要死守上海六个月，以安定人心。
李宗仁在白、阎、居正、李文范访桂期间，写好了一个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的谈话记录，向蒋介石摊牌。记录内容共六条：
（一）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有权予以调整。
（二）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
（二）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调遣。
（五）党中央的决策，只能作为建议，不能强制执行。
（六）拟请蒋先生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
白对此完全同意。但适于此时，蒋自上海拨给白崇禧三万两黄金，最后一万两由中华“剿总”补给司令许高阳夫人黄纫秋本人带回武汉。因此，白崇禧又转而支持蒋介石了。并私劝李宗仁请蒋复职，李宗仁当场拒绝。两人从此开始存有芥蒂。
这个谈话记录，于5月4日送到了上海，蒋见到后，自然又是十分气恼。针对李宗仁的六条，他作了如下赌气的答复，一切推开，与己无关：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部册俱在，尽可嵇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储存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由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至于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惟民主政治为党的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第46章 兵败逃台(4)
关于出国之事，蒋更是官话连篇，他说：“若谓中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土，不信中竞无立足之地。”接下去，他又说自己只尽责任，并无干涉政治和越份行为：“中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上答，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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