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全面看，侍卫长比秘书要苦的多，为升官所付代价很大，一般人均视为苦差。随蒋出巡，就更苦。侍卫长一般坐吉普车，甚至有时坐大卡车，有时，还得步行。住的地方，多是因陋就简，有时要睡地铺，并随传随到。而且为保密起见，说走就走，不能和家里人打招呼。一走几天，连打电话时，都不能将自己所在地告知家里人。有的人于不了，只好辞职。
到台后，蒋批阅公文更加精细，对于错字、漏字，必用红笔勾出，或在旁写出正确字。还对词句进行修饰，常常在修改处加一大段。有时干脆不用原稿，而由自己另写。
对于宴会安排席次，他也要亲自过问或审核，“丝毫不苟”。对于外交官任职的批示，也同样亲自过问，甚至批上“此人仪表如何？”。
蒋向来很讲究办事方法，他早年就注重科学方法。但他的科学方法，是来自《大学》首章：“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所知先后，则近道矣”。至于科学方法的要旨，则是由近而远，自低而高，先微后大，由易而难。其办事精神，则是“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继续不断，贯彻始终”。他于1953年元旦，又提出“新速实简”四字办事要纲和三联制（计划、执行、考核）大纲相结合的工作要则。使“一切人事财物的管理，重要业务的推行，都各有一个组织，由各单位派员参加，……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负责之下，切实办理，故在行政效率上，有显著成就。”
他在口理万机中，于每一时期又均有一专注的中心工作，进行重点处理。为此而晨夕垂询和核查，“锲而不舍”。但一等这一中心工作完结，就马上到青山绿水之间，欣赏湖光山色，忘情尘世，以松弛精神保持身心平衡。这个习惯从大陆到台湾，均一直末变。这也是他高寿的原因之一。
蒋到台湾后，也开始比较注意民间疾苦了。他出巡时，常常步行访问乡村，察看民间疾苦，询问人民生活、工作情况。有时还和他们合影留念。步行时，如果侍卫人员阻挡面前行人，他就立刻予以制止。其作风与在大陆时，已大不相同了。
1955年蒋游日月潭时，正逢久旱不雨，禾苗枯槁，蒋深为忧虑，每日傍晚散步时就令侍卫人员挖掘田土，察看干燥深度和状况，甚至为求雨而祷告。五、六天后，忽降大雨，蒋为之喜形于色：如遇台风，必嘱侍卫人员打听风向和有无灾情。
他在读书时，多以红蓝铅笔批注，并写心得，数十年如一日，到台湾后，也未改变。他读书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对某一种书，不终卷是不中途改看他种书的。除工作、出巡、读书外，他每天必记开记，这也是数十年中毫无间断。他说：
“几十年来，我每日必有日课，每日必有日记，虽在造穴颠沛之中，也没有一日间断。我在阅读某一种书籍时，没有终卷以前，绝不旁鹜其他书籍。”
在待人接物中，他对文职人员一般最为优容，人必命坐，出必再会。凡所陈言，必令其畅所欲言，虽有时激昂慷慨，他也含笑对待。对党部和民意机关中的乱说话，也不再生气，并“能集中不同之意见，团结众心为一心”。可见蒋到台湾后，在性格、思想上，均有不小变化。
至于尊重师道，自是一直未变，而于老年后更加倡导。他到台后常说：“学生一定要尊敬师长，无论问业请益，要必诚必敬。”
他在台湾的每天安排时间，大体是这样的：每日6时起床。7时许盥洗完毕，然后做早操。早操毕，即穿起蓝色长袍或普通军服进入书房，与宋美龄共同祈祷。祷告毕，用早餐，一般是稀饭和咸菜，多为腌竹笋。早餐时常用口齿清楚的武官为他读报纸。早饭后，自己再看整版的报纸。看完报纸后或批阅要电、重要公文，或接见高级官员和主持重要会议等。
下午1时半用午餐。在刚到台湾时，午餐是：一盘蔬菜、一盘瘦肉，一个汤，或者以鱼代肉。台湾经济发展后，午饭改为四菜一汤，外加点心、水果。蔬菜以青菜、豆腐为主，多为家乡风味。
他从不吸烟和饮酒。其孙蒋孝杰说他因此长寿。
午饭后，睡半个小时左右。睡罢再看重点新闻然后又阅公文或接见重要官员。3时许开始看香港报纸。至4时半，便带一个随从出去散步。有时高兴了，边走边唱旧军歌；或唱《满江红》，以及“反攻复国”歌。有时也在小池塘观鱼和投食喂鱼为乐。
散步约半小时左右，便回室喝乌龙茶。茶中加稍许糖。茶毕，再继续办公。至7时，结束一天的工作。继用晚饭。
晚饭后，就看电影。一般要有人在旁为他专门解说。他喜欢看台湾自己拍的电影。也爱听京戏、绍兴戏。话剧也爱看。在音乐方面，喜欢民族音乐，即“国乐”。有时也看美国电影。
晚10时，人另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硫磺温泉水。洗毕写日记。日记写完后，息灯就寝。
初到台时，他每次静坐仍坚持大陆时默念孟子养气章和王阳明、曾国藩的名言。以后就不再念这些旧道了。
他的总统府办公室陈设也很简朴。他在南京时，有人把室中旧椅垫换成黄缔花缎垫子，他见到后叫马上换成兰色布垫，以示节俭，避免华丽。到台北后，其办公室在介寿馆三楼，只藤椅十四张。有人建议更新，他却阻止说：“国难方殷，一切从简，不必更换。但注意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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