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升中央常委
在蒋氏东征告捷后，仍留东江一段时间，在这一个多月中，他为黄埔第三期同学录写序言，大谈《大学》之道和忠孝仁爱的封建礼教，意欲青年军人成为封建礼教的奉行者，同时提出黄埔军校的中共党人活动应该公开化。
12月12日，将又呈上《军事意见书》，提出废除军长一职，平时以师为最高单位；军需独立；军人不干预财政、民政、司法等。这与他在东征前主张军需交由政府统一管理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原因很简单，前此未握全部军权，有顶头上司在，故愿其他军人交出财权而受制于政府；今则大权在握，又愿军需独立，不受政府控制。
战后蒋极疲乏，往游韩山和湘子桥休息。下午读《泰戈尔传》。他认为，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基点，以爱与快乐为宇宙运动之意义，是值得欣赏的；与列宁的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手段相比，他更重视前者的精神哲学。
正巧也在这一天，中国青年党党员常燕生发表的反苏文章，刊载于《晨报》副刊上。题目是《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他主要是说列宁学说不同于马克思学说，因为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在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俄国的社会中产生。因此，他说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嫡系。
常燕生认为苏联是专制主义政治，与孙中山的民治主义有同。苏联是由少数领袖专权，“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晨报》1925年11月12日副刊。）因此，非反对不可。
常燕生是一种民主主义自由思潮的代表。这种思想，在渴望民主、自由的知识界很有代表性。连蔡元培当时也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在1927年4月曾支持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
这时蒋介石，仍在汕头大声歌颂第三国际。并自称是革命左派，宣称能容纳共产党的，才是真正的国民党。并以此批判西山会议派。同时他在军校内大讲《大学》之道，灌输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封建道德。
蒋于11月31日回到广州，被授予一枚金质勋章，成为凯旋将军，众皆瞩目。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人会召开。此次大会，以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占统治地化。大会主要是处分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子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全体委员共三十六名，其中有中共党人九名；候补中委中有中共党人六名。22日，蒋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全会常委之一，步人中央领导核心组织。下一步是挤掉常委潭平山、林祖涵，以及其他中共党人。
这一时期，蒋成了广州的政治新星和新闻人物。他作了不少报告，喊了不少口号，尤其高喊联俄、容共，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左”得热辣辣的，令人信以为真。广州政界和苏联顾问们也真诚地为有蒋这样的左派而庆幸。殊不知，广州的国民政府正在接受一个大独裁的控制。对此，斯大林当时也完全没有料想到。
蒋介石已经成了实权的铁腕人物，可以为自己打天下了，便对北伐有了新的解释。这就不再坚持“革命的第一目标为打倒帝国主义”了，又变为北洋军阀了。
1月4日，蒋专门谈到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问题。他认为，打倒军阀是先打倒帝国主义代理人，实质上仍是打倒帝国主义。因而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不承认有反封建的任务。从此，蒋开始向封建主义的立场作公开地转变。也可以说蒋心中潜藏的封建意识开始公开化。对此中共有不同意见，曾与蒋发生争论。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惨案时，他又害怕、妥协、退缩了，连反帝也不敢坚持了。
这期间，他常讲军校是党的中心和党的基础，也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在地”，而他蒋介石也就成了“中心的中心”。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他这是在军校学生中树立他个人的威信，让学生们为跟随他而自豪，因而完全听从他的指挥。
从1926年1月到3月之间，蒋介石积极在暗中准备“三·二〇”事件。他一会说自己心神不定“如不猛策，失败即在目前”，一会又对张静江说，莽莽前途，不知此生成败如何？一会又说“处境厄厄，”要“积极进行，冲破难关”，（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十四，第60页。）看来都是话中有话，令人莫明其妙。他现任官运亨通，连升数级，位在中枢，军权独揽，苏顾问要搞掉他，何必给他中央常委之高位呢？他有什么可以如此忧虑和心情紧张的呢？这太不合常情了。所以，他所言所想是在暗中准备“三〇二〇”，心里有些紧张，感到成败难卜，不禁说出以上令人不解的隐语来。最后终于决定“贯彻初衷”。这已有成竹在胸了。
3月5日，蒋读《革命心理》一书，认为“恐怖与憎恶二者，乃是暴动之动力”。这是在为他寻找制造事件的理论依据。
“廖案一中他赶走了许崇智和胡汉民，甜味无穷。下次要赶走汪精卫和限制俄顾问，以便大权独揽，就不好再等卡几会到来，只能自己制造机会了。于是发动“三·二〇”政变，发动第二次不流血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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