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况下，即便军国主义复燃，也很难影响到全国。
当然，这也同样削弱了日本警察机构的影响力。原因很简单。中央政府只设有行政管理性质的警备厅，而且是隶属于社会安全部下的一个机构，而所有警察都配属在县一级的警察局里，中央政府没有调动权。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套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限制了日本的政治影响力。
虽然在战后，由中国扶持的自由民主党垄断了执政权近五十年，但是日本依然是一个民主制国家，即便在自民党也必须尊重民意，而日本最大的民意就是和平发展经济。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名政治家能够在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思想，甚至没有一名政客敢向民众宣扬军国主义。
说白了，在区县选出的三百五十一名下议员中，绝不缺乏中国的代言人。
要知道，政治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与经济体系有着密切关系。
战前，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大战的东方策源地，关键就是，日本的经济掌握在几大财团手里，而这几大财团与拥有野心的军人勾结到一起之后，就成为了军国主义思潮的主要推动者。
显然，在战后，这样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虽然在战后不久，日本的财团卷土重来，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之前获得了飞速发展的三菱等几大财团，借助战后重建热潮，迅速成为了世界级的大企业，拥有了与中国大企业抗衡的实力，但是在根本上，日本的经济依然以中小企业为主，而这些中小企业在战后主要依靠中国市场。
也就是说，在经济上，日本离不开中国。
显然，经济关系，直接决定了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关系。
更重要的是，众多日本企业家决定了所在选取的选举，而由这些企业家选出来的议员自然不可能跟中国为敌。
可以说，政治与经济是中国驯服日本的两大工具。
当然，并不是说其他手段就不重要了。
战后，日本选举出的第一届国民议会就正式废除了明治维新时创造的日文，再次以汉字为基本文字。虽然日语得已保留，但是文字的变化，让中日关系更加亲密，从而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当然，语言也很重要。
战后，中文成为与英文同等重要的国际语言，而中文也被日本官方确定为第一外语，所有日本学校都开设了中文课程。
此外，儒家文化在日本的地位得到巩固。
只是，文化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让日本从上到下认识到侵略战争的危害性，并且因此为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反省。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中，都全面承认了旧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
要知道，这是从基础教育着手。
也就是说，每一个日本人从上小学的时候开始，就要接受相关的教育，并且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认识。
战后，每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到要去北京的“革命英雄纪念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公墓”参拜谢罪，以此表示对旧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映，并且希望得到中国民众的谅解。
只不过，这些都是“软手段”。
为了防止日本再度成为威胁，“硬手段”更加重要。
最基本的，就是为日本制订一部和平宪法，从最高法律的层面上，让日本失去发动战争的能力。
这就是日本在战后通过的“和平宪法”。
在这部宪法中，明确规定日本不得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力，即没有宣战权，仅有实施本土防御作战的自卫权。据此，明确规定日本不得组建正规军，即没有军事权，而防卫本土的基本力量是警察部队。
当然，宪法对日本的约束还有很多。
比如，日本不得拥有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得在本土部署与储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不得参与运送、储藏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为。
当然，宪法只是基本**，需要由其他法律来完善宪法，使宪法的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战后，日本出台了很多限制军备的法案。
比如，在《军事管制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在战后不得出口武器装备，也不得向海外派遣包括警察在内的军事与准军事力量，不得在海外拥有军事基地，以及不得根据防卫原则参与海外军事行动。
又比如，在《国家安全法》中，确认了中国驻日军队为日本的基本国防力量。这就意味着，日本要像供养本**队那样，为中国驻日军队提供军费。只是，这部法律也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驻日军队的规模，即总兵力不得超越二十万人。虽然在具体实施中，这个限制并没有得到遵守，但是这降低了日本的国防开支负担，即在驻军数量超过二十万的时候，日本也只按照二十万的标准提供驻扎费用。
此外，在《预算法》中，还规定日本每年用于军事的开支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这项规定，对后来日本组建自卫队设下了障碍，即日本当局不可能随意增加军费开支来增强军事实力。
总而言之，通过出台各种各样的法律，对日本的国家实力进行限制，是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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