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外滩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可以说是寸土寸金，而修建可以供数千人同时办公的联合国总部，也需要不少资金。
最终，仅建设联合国总部就花掉了五亿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上的话，这笔钱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相当于一百四十亿华元。
不管怎么说，在这次大会之后，成立联合国的事情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只是，最终要到五个月之后的曼谷首脑会晤中，与联合国有关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联合国也将在这个时候正式诞生。
在积极推动成立联合国的时候，中国必须争取获得每一个同盟国的支持。
也正是如此，针对同盟国的军事援助问题也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三月二十七日，在由中方举办的一场宴会上，刘伯恩向所有与会的首脑表示，中国将在战争结束之后，为所有友好国家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力量，使其拥有保卫本土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中国也乐意在战后为所有友好国家提供安全保证。
显然，这意味着中国要在战后建立新的同盟体系。
更重要的是，与会的不仅仅有同盟国集团国家的首脑，还有战败国的代表。
也就是说，刘伯恩的承诺不仅仅针对战胜国，也针对那些愿意在战后与中国友好交往的战败国。
只是，在刘伯恩做出这个承诺的时候，中国内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这就是，只有中国海军表示愿意为友好国家提供无偿军事援助，而中国陆军与空军依然保持沉默。
显然，刘伯恩的表态，把陆军与海军逼入了死胡同。
总统已经表明了政治立场，如果陆军与空军表示反对，那就只能失信于人，而且让外界知道中国内部并不团结。显然，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而吴铁生与刘亚光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在这个问题上，吴铁生与刘亚光只能做出让步。
只是，这是有代价的让步，而不是无条件的让步。
第六百零九章 国防部
同盟国脑会晤结束之后，顾祝同没有离开北京，而是按照冯承乾的吩咐，留下来参加国防部的筹备工作。
当时，刘伯恩下了死命令，国防部必须在战争结束之前成立，而且必须在两个月内拿出详细的组建方案，在六月底之前开始试运行，而其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三军的武器装备情况做全面调查。
有趣的是，三军司令都没有亲自参与筹备工作。
到四月初，顾祝同已经得知，冯承乾没有留在青岛的海军疗养院，在三月底就已经秘密回到北京。此外，吴铁生与刘亚光也回到了北京。在四月初的时候，刘伯恩以准备参加曼谷脑会晤为命离开了总统府。
显然，这四位大人物去商量成立国防部的事情了。
顾祝同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海军在即将成立的国防部争取到更多的好处，即确保海军在三军中的地位。
可以说，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也非常容易得罪人。
要知道，在阻挠建立国防部的努力失败之后，陆军肯定希望在国防部中占主导地位，而空军也不会甘于人后。
忙到五月底，筹建国防部的工作总算是有了眉目。
这就是，三军代表都认识到，国防部只是一个文职管理机构，即便掌握了军队中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与军费分割权，也不具备指挥军队作战的能力，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以指挥作战为主的军事机构，而这就是总参谋部。
当然，细节上的问题依然存在。
比如，三军代表都认为，总参谋部应该是一个与国防部平行的机构，并不受国防部的节制，但是政府代表却认为。总参谋部不可能拥有与国防部平等的地位，最多只能算得上是国防部的一个下设机构，必须受国防部节制。说得简单一点，在平时，总参谋部只有制订战争计划与军队联合训练演习的权力，而到了战争时期，在得到了国防部的授权之后。总参谋部才有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力。
在这件事情上，顾祝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正是他改变了立场，站在了政府这边，才迫使陆军与空军妥协，而代表陆军的张文渊与代表空军的骆崇明都把顾祝同当成了叛徒，认为正是顾祝同的转变，使军队的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
要知道，这等于完全放弃了自主权。
当然。顾祝同的理由只有一个，即军人必须放弃权力，更得通过制度使军人不具备干预政治的权力，中国的政治环境才能得已改善，也才能够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并且不受野心家的威胁。
成立总参谋部的事情确定下来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
这就是，有总参谋部，自然就应该有总参谋长，那么由谁来担任总参谋长呢？
虽然在和平时期。总参谋长只是一个虚职，基本上没有实权，最多只有建议权，但是总参谋长实质上是最高军事统帅，在军队中肯定拥有最高的威望，而且在战争时期将代替总统指挥军队作战。
甚至可以说，即便只是建议权，也有着十足的影响力。
原因很简单。文职官员未必懂得如何管理军队，更不可能把握好军队的展方向，而总参谋长则拥有这样的能力。并且通过建议权来影响国防部长，从而对军队的建设与展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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