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谁来担任总参谋长？
显然，陆海空三军的任何一名将领担任总参谋长，都会影响到军种平衡，也就会引军内矛盾。
更重要的是，军队不是民主社会，不可能通过选举产生。
讨论到最后，三军代表最终达成了一致，即在原则上，总参谋长由国防部长任命，而实际上则由三军轮流坐庄。更重要的是，不使用“总参谋长”这个称呼，而是称之为“参谋长会议主席”。
当然，这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就是，在军事改革之后，三军司令部都将撤消，仅保留参谋部，而三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都是参谋长。更重要的是，三军参谋部都隶属于总参谋部，并且由三军参谋长组成总参谋部的参谋长会议。
既然是会议，就应该有主席。
这样一来，参谋长会议主席就是实质上的总参谋长了。更重要的是，这个主席是三军参谋长轮流坐庄，也就不存在哪个军种独大的局面。
原则上，参谋长会议主席每两年更换一次。
当然，这并不是硬性规定。在必要的时候，总统做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可以撤消与任命参谋长会议主席。
最终，海军陆战队以独立兵种的身份在参谋长会议上获得了一个席位。
有趣的是，在海军陆战队参谋长是否拥有成为主席的权利上，陆海空三军的态度非常一致，即海军陆战队只是独立兵种，而不是军种，因此就算其参谋长列席会议，也没有资格成为会议主席。
结果就是，参谋长会议有四名成员，但是只有三人有资格成为主席。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时，陆军与空军还提出，在国防部下还应该设几个与总参谋部类似的，由军人当家做主的机构，比如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等等。陆军与空军提出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些机构都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更决定着军队的展，因此应该由更懂得军事的人来做主，而不是让文职官员当家。
只是，陆军与空军的要求都被否决了。
原因很简单，不管是总后勤部、还是总装备部，都与军费有直接关系，而掌握军费是文职官员的事情，因此不可能让军人来管理这两个部门。
当然，政府也做了妥协。
这就是，在国防部的后勤处与装备处，各设有三军种办公室，由三军种各派将领担任要职，专门为部门领导人提供建议。只是，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部门领导，也就是文职官员的手里，而重大的装备研制与采购项目则需要得到国防部长的批准，某些极其重大的项目则需要由总统批准。
总而言之，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
要知道，在此之前，陆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部都是部级单位，与中央政府的其他部级单位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陆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部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连后来成立的空军司令部也是一个强权机构。这种三军分立的局面，除了导致军队拥有的权力过于庞大之外，还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三军单独申报预算，导致军费开支难以降低，极大的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结束三军分立的状态之后，由国防部统一申报军费，能节约不少钱。
当然，成立国防部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军费开支，或者说是更加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钱。
六月中旬，国防部试运行。
所谓的试运行，就是处理一些必须立即处理的事情。事实上，当时国防部连基本框架都没有，甚至没有确定由谁担任国防部长。此外，国防部的办公机构也没有成立，甚至不知道设在哪里。
只是，有些事情确实需要由国防部出面来处理。
这其中，就包括为友好国家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
当然，在此之前，必须搞清楚中**队到底有多少剩余物资，特别是多出来的装备，以及这些装备的性能。
显然，顾祝同得感谢李向龙。
在张文渊与骆崇明忙着去整理装备资料的时候，顾祝同已经在走下一步了，即如何合理第分配过剩装备。
当然，这不再是中国海军自身的事情了。
原因很简单，援助出去的装备，自然有援助对象，而援助对象的国力、与中国的关系等等都将成为决定援助多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双边关系中，关键不是看过去，而是看未来。
说白了，受援国必须有明确的政治与外交立场。
显然，这是外交上的工作。
这个时候，顾祝同不得不干一些外交家的工作，即与各个受援国的外交武官，特别是海军武官进行交涉。
所幸的是，张文渊与骆崇明没有拖后腿。
两人在整理好了各军种的装备资料之后，也开始与受援国的武官接触，以确定援助的规模与级别。
这些烦琐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七月初。
到此，组建国防部的事情终于落实，刘伯恩安排了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即原外交部长闵文灿。
让外交部长担任国防部长，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当然，这也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
要知道，中国国防部是在大战末期成立的，而在大战结束之前，也就是军事改革全面开始之前，国防部的主要工作是对外，而不是对内。要到大战结束之后，国防部才会成为推动军事改革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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