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国家关系只是政治层面上的。而不是经济层面上的，如果伊朗不开放国内的资源与市场，外国企业就没有理由进入伊朗，也就不可能给伊朗带来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技术与工厂。
问题是，巴列维这一步走得太急了，而且迈出的步伐太大了。
这就是，巴列维几乎无条件的开放了所有国内领域，把伊朗最为关键的资源，即石油与天然气都当成礼物送给了外国企业。
不可否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朗在工业化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到一九六零年，伊朗已经是伊斯兰世界里综合国力仅次于埃及的第二强国，而且其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了埃及。
可以说，伊朗走上了一条快速工业化的道路。
只是，工业化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也在这些年里充分反映了出来。
这就是，随着工业化同时出现的是城市化，即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由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这就意味着需要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更意味着需要应对农业减产所带来的问题，还意味着需要建设更多的国家基础设施。
伊朗在不到十年内取得的成就。欧洲国家普遍花了一个世纪，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花了半个世纪，中国则花了三十年。
显然，这不是好事。
虽然工业国可以通过出口工业产品，以及通过工业的高效生产来解决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但是伊朗的工业化并不彻底，即伊朗并不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而是一个以原料出口为主的工业国。
这就是，伊朗的工业以石油开采业为主。
当时，伊朗主要就通过出口石油来获取资金，然后以此进行社会建设。
问题是，石油并不是高附加值工业产品。比如，伊朗把石油销售给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则以十倍、甚至百倍的价格把塑料、人造橡胶、化肥等石油制品返销到伊朗，从中牟取巨大利益。
显然，在这条产业链中，伊朗得到的好处极为有限。
由此，就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大量失去了土地，涌入城市的伊朗农民并没有成为产业工人，而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沦落为乞丐。
显然，根本原因就是伊朗的工业化进程走得太快，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不可否认，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类似的问题，即失地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所必然遇到的问题。可是，其他国家都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提高国家教育水平，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具备成为产业工人所必须的基础素质。又比如，通过加强国家的基础建设，让涌入城市的农民能够获得工作机会，并且以此成为社会劳动者。
关键就是时间。
英国化了一百多年才完全实现工业化，法国花了差不多一百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花了差不多五十年，而中国也花了三十年。
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问题是，伊朗在工业化进程中，只花了十几年，也就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
显然，这远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根据伊朗官方的统计数据，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八，城镇居民占比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一九七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已经将到百分之三十六，城镇居民多达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巴列维过于急功近利了。
此外，伊朗的工业化结构问题同样严重。
到一九八一年，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在伊朗工业中占的比重依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其制造业仅有少量轻工业，重工业则以化工工业为主，而且规模极为有限，产品也主要是化肥等初级化工品。
显然，这与伊朗拥有的五千万人口，以及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极不相衬。
由此可见，如果巴列维更有耐心，适当放慢工业化改革的步伐，并且注重完善国家的工业结构，就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是，这些都不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原因。
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巴列维对外来资本的一味妥协。
这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巴列维向外来资本开放了国内市场，让国外企业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
当然，这些外国企业中，以中国企业为主。
到一九八零年，在伊朗注册的三百多家外资石油开采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七家，但是却控制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油田与百分之八十四的产油量，其中最大的三家中国企业控制了伊朗百分之六十的石油开采量。
这意味着，开采与出售石油的大部分利润都落在了中国企业手里，与伊朗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企业雇佣了大量伊朗工人，而且也给伊朗带去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开采与运输技术，但是伊朗工人赚的是血汗钱，而中国企业则通过并不算多的投资，从开采的石油中获得了数不清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部分伊朗官员利用手里的权力，也获得了好处。
结果就是，伊朗的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到一九八零年，以巴列维王室为代表的、占伊朗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控制了伊朗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而位于社会底层的八成伊朗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还不到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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