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其他从中国采购军火的国家，也有着类似的目的。
对于没有加入两个阵营的国家来说。军火贸易是与大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关键手段，有的时候甚至是唯一手段。
在这方面，联邦美国的做法最具有代表性。
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被肢解成为三个国家，其中民主美国与邦联美国分别由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直接占领，处于两国之间的联邦美国则在一九五四年结束了占领状态，成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在一九七四年之前，联邦美国一直奉行亲华政策，其主要武器装备均来自中国。
危地马拉战争之后，中国由战略扩张转变为战略收缩，基本对外政策也由攻击型变为防御性，联邦美国的对对外立场因此发生改变，在一九七五年就以军火贸易的方式，积极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改善关系。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联邦美国当局认识到，中国的战略收缩只是暂时性的，而且中国在综合国力上远超过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经历了由迅速扩张导致的镇痛之后，肯定会再次走上扩张之路，并且全面压倒德意志第二帝国。结果就是，联邦美国的军火采购政策再次发生转变，不但继续从德意志第二帝国购买武器装备，也开始积极跟中**火商谈判。
结果就是，在联邦美国的军队中，即有来自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坦克，也有来自中国的战斗机。
显然，联邦美国通过军火贸易，在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这些都表明，军火贸易有很大的特殊性，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表象，即反映出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对外政策。
由此可见，伊朗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政治上的利益。
也正是如此，在一九八四年，以色列悍然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通过预防性的军事行动摧毁了叙利亚的武装力量，在数量众多的阿拉伯国家中，除了伊拉克等少数，其他都只声援了叙利亚，并没有采取实质行动。
关键就是，中国并不希望阿以爆发全面战争。
当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中国为阿以和平相处所做的努力，也使得阿以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主要就是，几个实力强大的阿拉伯国家中，除了叙利亚与伊拉克，其他都已全面倒向中国，用上了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这些阿拉伯国家根本没有军事工业，也就无法自行维持军队的作战消耗。如果卷入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国根本不需要出兵，只需要中断这些国家的军火供应，就能使其战败。
也就是说，阿以能不能打起来，得看中国的意愿。
显然，只要以色列在中国的战略中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中国就绝对不会让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
也正是如此，第四次中东战争只持续了五天，就以叙利亚战败结束了。
只是，受中国限制，以色列并没有占领叙利亚的国土，只是巩固了其在戈兰高地上的军事存在，使叙利亚丧失了在短期内通过军事行动夺回戈兰高地，对以色列本土构成直接威胁的可能性。
从政治上讲，以色列没有直接入侵叙利亚，也是众多阿拉伯国家保持中立的基础。
当然，发生在一九八四年的最为重要的事情，肯定不是第四次中东战争，至少有两件事情比第四次中东战争更加重要。
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正式启动了“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建设工作。
当年四月，在顾祝同的全力推动下，中国国民议会批准了由国防部提交的，分三个阶段完成“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建设方案。如果这份方案得到落实，中国将在未来二十年内耗费二万六千亿华元，打造从陆地到海洋、到天空、再到外层空间，以地基
海基、空基与天基三位一体的全方位战略防御系统，具备同时拦截上万枚来袭核弹头，对潜在敌对国战略打击能力实现全面对抗的战略防御能力。
白了，果真建成的话，中国将不再惧怕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战略威胁了。
按照顾祝同在国民议会上做的陈词，整套系统具备对潜在敌对国发射的战略武器进行初期拦截的能力，能把潜在敌对国发射的战略武器的百分之八十击毁在敌对国上空，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则将在外层空间与重返大气层阶段遭到拦截，即便同时遭到一万枚核弹头攻击，中国本土遭到打击的概率也低于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哪怕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时发射一万枚核弹头，也只不不到十枚能够落到中国本土上。
显然，对一场以灭国为根本目的的全面战争来说，遭受数枚核弹头打击算不上是沉重的战争代价。
要知道，中国的战略反击足以摧毁整个世界。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在拥有了全面的战略防御能力之后，中国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进行战略威胁，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毁灭性威胁，让敌对国放弃对中国的威胁，从而放弃在任何领域与中国进行的对抗与竞争。
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来说，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结果。
果真如此的话，德意志第二帝国不但会丧失与中国对抗的能力，还会因此沦落为中国的附庸国。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针锋相对的，建立一套类似的战略防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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