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就是司法权了。
在这方面，冯承乾也是向美国学习，即成立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
按照临时宪法、以及后来出台的正式宪法规定，最高法院由七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名大法官为最高法官，在处理司法问题上拥有三张决定票，而另外六名大法官都只有一张决定票。七名法官的产生方法，主要由国民议会提名与推举产生，只有最高法官需要获得总统的直接任命。
这样设置，实际上是在国民议会与总统之间实现司法权的平衡。
当然，七名大法官都是终生制，在获得最任命之后，不向任何人负责，有七名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官团，具有对除宪法之外所有法律法规条款的司法解释权，即大法官团做出的司法解释就是最终解释。
与最高法院对应的，则是最高检察院。
在司法权力框架中，最高检察院是提起公诉的最高司法机构，而且只有最高检察院有权对包括总统在内的中央官员、以及国民议会上议院议员提起公诉，而最高检查长则由下议院推举产生。
司法制度方面，冯承乾坚定不二的选择了案例法，即欧美法系。
当时，参与立宪的很多人都认为，最好采用条文法，即大陆法系，因为在他们看来，条文法在具体实施中具有操作便利性。只是，冯承乾并不这么认为，虽然案例法在初期肯定存在很多漏洞，还会加重法院的工作负担，但是案例法具有自我完善功能，而条文法却是死板硬套，在操作上有很大的灵活性。要知道，在司法体系中，法律就是标尺，如果标尺都是可变的，又如何保证法律的权威呢？
当然，冯承乾也提到，早在明朝，中国就实施的是案例法，而不是条文法。
从长远来看，案例法还能减轻司法体系的负担。原因很简单，每一个单独案例在经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其判决方式就将固定下来，成为今后类似案例的判决标准，从而让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有参照对象。
更重要的是，案例法更能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说得简单一些，不管什么人，如果犯了相同的罪，判决都是一样的，而条文法却会因为对司法理解的不同，导致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也就使法律丧失了公平性，不能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一套严明的法律，最重要的就是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说白了，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法律，就是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不会受地位、财富与名声等因素影响。
随着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在一九二四年逐步完善，中国的续治体制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第九章 奇迹
基本政治框架建立之后，冯承乾也算了却了一件心愿。
不可否认，这套政治体制问世的时候，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在总统制方面，这规定了每届任期为五年，却没有对连任次数做出规定。
又比如，临时宪法与后来出台的正式宪法中都只规定了实施中央与地方分离的税收制度，并且要求每一项税收都有针对的用途，却没有明确界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这些遗漏，在后来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甚至对国家统一产生了威胁。可是同样不可否认，这是当时所能建立的最理想的民主政治体制了，而且是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体制。
冯承乾拥有比这个时代任何人多要多的历史经验，可是他不是超人。
在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时，冯承乾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不管什么制度，符合现实的，才是最好的制度。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推行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因此冯承乾也就只能建立一个框架式的民主体制。只有等到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识到了民主的好处，并且看重民主给予公民的权力，民主制度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才能成为中国公民对抗统治者的利器。
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独裁国家。
当然，独裁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即以冯承乾为首，以“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为核心的，以富国强军、振兴中华为继任的这群人。至于所谓的民主，还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能出现。
不可否认，独裁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在特殊事情，独裁也不见得只有坏处。
对此时的中国来说，独裁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关键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且都在为这个目的而奋发图强。
更重要的是，这个目的，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鼻大凝聚力。
在经历了前清末期的耻辱与动乱之后，即便是身处偏远山区的中国人都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中国才有希望，百姓才有希望。
当然，这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号召力。
要想把号召力转化为凝聚力，就得让尽可能多的百姓在变革中获益，成为变革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拥护与推动变革。
对此，冯承乾有极为清楚的认识。
一九二四年底，在冯承乾，或者说是在“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的推动下，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法案，即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大变革，影响了四亿中国人的《土地私有化改革法》。
该法的核心内容，就是亵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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