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爆发前，中国海军并没有专门建造水上飞机母舰。一是中国海军的重点是发展舰队航母，而舰载机执行侦察任务的效率远高于水上飞机，因此没有必要发展水上飞机母舰，甚至没有必要研制性能先进的水上飞机。二是所有大中型战舰都能搭载水上飞机，一些较为注重侦察任务的战舰，比如日本海军的“利根”级重巡洋舰，还格外强调了搭载水上飞机的能力，也就没有必要单独建造水上飞机母舰了。
当然，任何一种战舰，其存在总是有道理的。
在大战的前两年，中国海军对水上飞机的需求并不是很高，主要是舰载航空兵已经能够执行绝大部分侦察任务了。更重要的是，中国海军的作战负担并不重，已有的舰队航母足够完成所有作战使命。
到了一九四二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
要知道，在开辟了印度洋战场，以及在中太平洋上用兵之后，中国海军的那几艘舰队航母就不够用了。
由此，导致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即舰队的侦察能力严重不足。
虽然小型航母能够执行一些舰队航母的任务，但是小型航母顶替不了舰队航母，主要就是其载机量太少了。即便把四艘小型航母编在一起，载机总量也就一百架左右，因此没有足够多的舰载机去执行侦察任务。
这下，麻烦大了。
要知道，中国海军的巡洋舰与战列舰都不是太注重侦察能力，搭载的水上飞机都非常有限。更要命的是，大部分在战前设计的战舰都没有扩展能力，甚至无法搭载在战争期间研制的新式水上飞机。主要就是，这些战舰上要么没有专门为水上飞机准备的弹射器，要么就是弹射器的功率不足，无法弹射更重的水上飞机。此外，中国海军的大型战舰的首要任务都是防空，因此舰面上布置了大量的高射炮，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来存放水上飞机，也就无法搭载更多的水上飞机了。
这样一来，水上飞机母舰有了用武之地。
当然，水上飞机母舰并不是真正的战舰，属于辅助舰船。
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专门建造，完全可以用较为合适的船只改装，而最合适的就是排水量在一万吨左右的快速货轮。
在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中国海军把十二艘货轮改装成了水上飞机母舰。
虽然这些水上飞机母舰的改装工程不尽相同，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是每一艘母舰上都有四部专用的水上飞机弹射器，能够弹射最新型号的水上飞机，而且都能在甲板上搭载十二架以上的水上飞机。
也就是说，一艘母舰搭载的水上飞机相当于四艘防空巡洋舰。
如果配上最新型号的水上飞机，那么水上飞机母舰执行侦察任务的能力仅次于航母。
此外，在必要的时候，水上飞机母舰还能够为只能部署在后方的大型水上飞机提供支援与帮助，即为这些巡逻半径超过两千公里的水上飞机补充燃油，让飞行员能够进行短暂休息等等，从而延长大型水上飞机的搜寻半径。
更重要的是，使用水上飞机执行侦察任务，就不会占用宝贵的舰载航空兵了。
正是如此，顾祝同才如此重视这些水上飞机母舰。
当时，按照顾祝同的要求，冯承乾把完成改造的十二艘水上飞机母舰都派了过来，只是顾祝同只让其中八艘编入了登陆舰队，另外四艘则留在了那霸，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编入运输船队。
事实上，水上飞机母舰也是较为理想的反潜作战平台。
虽然在大西洋战场上，水上飞机母舰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主要就是大西洋、特别是北大西洋的气候较为恶劣，而适应能力相对较差的水上飞机很难正常执行反潜任务，甚至难以在海面上降落，因此也就只能让位于护航航母了。但是在太平洋战场上，极端恶劣天气并不常见，因此水上飞机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当时，中国海军已经大规模使用水上飞机执行反潜护航任务了。
在中国海军装备的大型水上飞机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后方活动，主要任务就是搜寻潜伏在航道上的美军潜艇。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中国海军还开始为大型水上飞机安装对海搜索雷达，大幅度提高了水上飞机的反潜作战能力。
也正是如此，顾祝同才留下了四艘水上飞机母舰。
要知道，当时第三舰队的八艘小型航母都编在战斗舰队里面，也就无法用小型航母来保护运输船队。至于编在登陆舰队里的那些小型航母，在本质上与编在战斗舰队里的小型航母有很大的区别，即这些小型航母大多是由吨位较小的船只改造而来，一般只能搭载十多架舰载机，而且都只能搭载起降性能较好的战斗机，难以搭载其他舰载机，因此也只能用来支援陆战队作战。
当然，八艘水上飞机母舰也足够了。
对顾祝同来说，这八艘水上飞机母舰就是用来对付第七舰队，或者说是防范第七舰队的主要武器。
当然，前提是得有性能出色的水上飞机。
如果说，在一九四二年之前，中国海军一直缺乏性能出色的水上飞机，特别是战舰直接搭载的水上飞机，那么到了一九四二年底，这一情况有了根本性改观，即由南昌飞机制造厂研制的新式水上飞机正式服役了。
当时，这种被命名为“海燕”的水上飞机绝对是一件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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