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军队，先说军制。唐初基本继承了从西魏、北周延续到隋朝的传统——府兵制。
府兵制，简单说来，就是兵农合一，分工专业。具体做法是：各地设折冲府，负责军人的生活和训练，负责人官名原为统军，后改为折冲都尉。军府辖区内一人当兵，全家都编入军籍，不再作为一般老百姓对待。征发时依照家庭经济条件先富后贫、身体条件先强后弱、家中人口数量先众后寡的三大原则进行。服役期间，府兵本身免除课役，但费用、军装、随身携带的轻武器(如弓箭、刀之类)和赴役途中所需的粮食，都要自己准备。每一火(一火10人)还得准备供运输的马(或驴)6匹，即所谓“六驮马”。府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遇有征伐，命将出师，事毕解散，兵散入府，将归于朝，简单的说，就是大家伙继续原先的生活，该干嘛干嘛去。总体而言，就是有若干人家，别的什么都不用做，税也不用交，按规定当兵吃饷给朝廷卖命就是他们的职业。
府兵制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可以保证足够的兵力来源;二、防止军事将领个人势力的坐大;三、在先富后贫，先强后弱的征发原则下，使军人的素质和装备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平;四、从西魏一直到唐朝，各政权的根据地都在关中地区，此地民风彪悍，吃苦耐劳，无论是实现从农到兵的转换还是在长期内保持战斗力都不会有大的影响。
任何政策都是有优点和缺点的，府兵制下最大的问题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彼此缺乏磨合。好在唐初的各将领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武力和统帅能力都很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兵之间因不熟悉所产生的对战斗力的消弱。
光是军队能打还不行。兵法云：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也很重要。而好的后勤补给必须建立在政治安定、经济富足的前提下。为此，李世民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秩序，尊卑高低得有个说法。对于朝臣，李世民依照个人功劳大小和重要性进行封赏和官职任命，不管是老部下还是从原先东宫和齐王府归附过来的人，一律遵循这一原则安排工作和职务。李渊在位时为巩固老李家的地位，大量地封皇室成员为王。李世民继位后，为了强化激励机制，对这些王爷除了确实立过功劳的仍然保留王爵，其他的一概降为公爵。对于这一任人原则，李世民还特意进行了说明。这一说明即使在现代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帝王行为公正才能使人民真心臣服。我们吃的用的都是来自民间，设置官位和履行职责都是为了百姓，所以应当选择贤能，不能以资历作为任人的标准。只有这样做，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用人机制!”
接着，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定性，发布了《大唐第二代领导及群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封已经死去的前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谥隐，前齐王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剌。从我国谥法的角度来说，李建成这个谥号基本是给了个中等偏上的评价，基本面还是可以的;李元吉的谥就比较惨，说他不听人劝，还忘记别人对他的爱护，不肯悔改。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身份毕竟还是亲王。两人的尸体也被按照亲王的礼仪重新厚葬，由李世民同志牵头，联合原先两人的旧部一起送葬。皇帝带头哭丧，那下面的虾米们还不得更加卖力地哭啊，葬礼上那说是哭声雷动也不为过，估计这些人哭亲爹亲妈也就不过如此。这些虽说只是收买人心的手段，但对于安定人心、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
准备工作完毕，就要开始干活了。李世民下令在京城建立弘文馆(大唐中央研究院)，选拔饱学之士担任弘文馆学士(研究院院士)。设立弘文馆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研究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条文;二是研究历史上各朝代的兴亡得失，为君王执政提供参考和借鉴，以保老李家子孙后代皇福永享，寿与天齐。
弘文馆设立后，李世民每天开完早会就会溜达到弘文馆来，与智囊们就各类专题展开讨论、交流意见，将那些切实可行的意见付诸实施。
都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根本体现，李世民虽说是“封建主义势力总头目”，但也很清楚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性。下面的两个故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要说当了皇帝，尤其是从乱世中走出来的皇帝，对贪官污吏那是特别的恨。为了杀鸡儆猴，以正视听，李世民想了一个不太光明的引蛇出洞的主意——他安排自己的侍从扮作普通百姓，向官员们行贿。结果一个城门官没经得住诱惑，收了一匹绸缎。听了侍从们的汇报后，李世民得意地一笑，下令有关部门把那位倒霉的城门官推出去砍了，并将他的罪行昭告天下。
一般来说，皇帝要杀人是没人敢阻拦的。可是当时的民部尚书(即后来的户部尚书)裴矩却大胆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城门官受贿固然当罚，然而根据大唐律例罪不至死;皇帝故意派人前去行贿，为君者首先做了不法的行为，所以应当分别以受贿罪和行贿罪论处;天子行为不端，不能为天下做表率，应该改正“恶习”。裴矩的一席话说的是有理有据，李世民吃了个哑巴亏，哭笑不得，但最终还是听从了裴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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