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李世民接到奏章后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前往于阗召回玄奘，并嘱托于阗王悉心照料，保护入境。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一行在以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为首的文武官员的陪同下，走进了长安城大门。玄奘法师在历时十八年的西游后，终于回到了帝国的首都。
玄奘带回国内的物品包括：如来佛祖舍利一百五十粒;高三尺三寸和三寸的黄金佛像各一座、高低不等的檀木制佛像四座、四尺高的银制佛像一座;各类佛教经典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
虽然受到了官方的热烈欢迎，并得到了优厚的物质待遇，玄奘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却丝毫没有动心，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十八年前立下的誓愿。此后的日子，除了奉命口述自己的经历，并由弟子辩机笔录撰写《大唐西域记》之外，玄奘再也没有过问过俗世事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经文的翻译工作中去。
由于玄奘通晓经、律、论三种佛典，因此也被称为三藏法师。对于三藏法师所领导的翻译事业，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领导阶层给与了鼎力支持：委任玄奘为翻译工作总负责，全面主持经文翻译工作。为确保翻译的经文质量，政府在全国范围选拔精通佛典的人士前往长安从事翻译。初稿译成之后，再由文学水平较高的官员予以加工润色，使文字更加通顺流畅。
其间，唐太宗在看了部分译稿后，曾亲自撰写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李治也曾作《述圣记，以示皇家对翻译事业的重视以及对玄奘法师的崇敬。
从公元645年到664年，玄奘和他的工作团队共译出《菩萨藏经》及《瑜伽师地论》等经书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卷。
此前，中国的佛经，更多的是师徒口舌相传，没有文字记载或虽有书面记载但无梵文原著对照，以致于流传多年之后版本甚多，内容难免混乱。而这正是当年玄奘远赴天竺留学的直接原因。
玄奘归国后，凭借多年积攒的精湛的中、梵文功底，在翻译佛经时真正做到了文字贴切、语句畅通、语义清晰。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玄奘法师除了保持中、梵两种文本内容的一致外，还创造性地摒弃了以往翻译佛经惯用的骈体，改用更加通俗易懂的写法，使得佛经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和理解。他的这一创新，与唐末韩愈等人提倡的古文运动颇有些相似之处。可以说，玄奘法师不仅是一位佛学家和翻译家，更称得上是一位文学家。
公元664年，玄奘法师在紧张的翻译工作中圆寂于西安的玉华寺(现名玉华宫)，享年六十九岁。消息传出，举国悲恸。为表示哀悼，唐高宗宣布罢朝五天，以此悼念国家就此失去的“国宝”。出殡那天，据说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的人数高达百万之众，大家都是自发前来，以此来表示对这位德高望重、才学兼备的高僧的缅怀。
玄奘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开创的大乘佛教唯识宗却在他和弟子们的不懈努力下兴盛起来。由于唯识宗讲究因明之学与逻辑推理，因此从近代开始，又得到越来越多各方人士的关注，现在的不少佛学院里都有唯识这一专业。
同时，因为印度多年饱受战乱，变迁频繁，许多历史资料已无从找寻。而由玄奘与弟子辩机合作完成的《大唐西域记》，也就成为了现存的研究古印度和西域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第三十三章 西域攻略
西域在贞观初年还是一片小国林立的局面，和汉朝时相差无几，只是当年的匈奴被突厥所取代。而上文提到的高昌国，在这些小国中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高昌，这个自公元460年便已存在的王国，世代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双方一直相安无事。
公元601年，麴伯雅成为了新一任高昌国王。他继承了祖辈们的传统，于隋炀帝杨广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入朝参拜，被炀帝拜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爵弁国公，后再封为高昌王。
除了在政治上对麴伯雅的地位予以确认外，隋政府还采用联姻的方式对双方的关系加以巩固：皇室亲戚宇文家的一位小姐被破格提拔，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为妻。此后，麴伯雅一直跟随在隋炀帝身边，并陪同领导一起前往辽东，共同视察了隋朝对高句丽的第一次战争。
公元612年，麴伯雅返回高昌。但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离开自己的位子四年之久，国内难免会出些乱子。很快，高昌国内便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
对于这次政变发生的真正原因，到现在学术界都没有能够取得一致。有人认为是麴伯雅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招致邻近国家和部落的敌视，于是他们便煽动高昌政界高层发动政变;有人认为是觊觎大权的野心家趁麴伯雅入隋之机大肆扩充势力，一举发动政变;还有的看法是与麴氏有矛盾的高昌其他贵族的所为。
不管真正的原因如何，结果是麴伯雅被赶下了台。
万幸的是麴伯雅逃得一命，他和几个忠于自己的手下带领着一部分军队投奔了西突厥。
公元619年，养精蓄锐7年之久的麴伯雅在友邦西突厥的大力支持下，以儿子麴文泰和大臣张雄等人为得力干将，漂亮地杀回了高昌，复辟成功。
此时正是唐朝建立的第二年——武德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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