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七年间，麴伯雅吃了很多的苦，遭了很多的罪，但是这些他都挺过去了。令他所不能接受的是，为何号称天下之主的隋朝皇帝(包括后来的唐朝皇帝)不对他施以援手，让他一个人苦苦支撑，最后真正帮上忙的却是西突厥?一个关键时刻指望不上的老大，对自己又有多大意义?索性不如现实一点，和西突厥搞好关系是正经。
关于这个问题，作为儿子的麴文泰也抱有相似的想法。
复位成功的当年，麴伯雅去世，麴文泰登基为王。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他还是依照惯例派遣使者向唐朝告哀。唐朝也派人前往吊唁，拉开了双方互动的序幕。
此后，双方不时地互有往来：高昌除了进贡物品外，还及时地向唐朝通报西域各国的最新动向，唐朝对于高昌的态度和行为也很满意，一切看起来都很美。
然而，国与国的关系核心在于利益。随着唐朝的日益强盛，麴文泰心里越来越不舒坦。当然他并不敢公然挑战唐朝，但找些出气包来踹上两脚的胆量还是有的。
于是，西域各国前往唐朝的使团或商队，在必经之路高昌国境内受到了雁过拔毛式的横征暴敛。无奈在别人的地盘上做不了主，只能低声下气，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也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宁可穿过危机四伏的沙漠，也不愿穿过人烟稠密的高昌国。
但是在麴文泰看来，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我给你铺好了道路，设好了关卡，还招了这么多收费人员，你们不来，我从哪儿找钱养活他们?既然不听话，那就得教训到听话为止。
很不幸的，焉耆王国由于第一个向唐朝申请开放沙漠口岸，放弃通过高昌境内，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出头鸟，挨了一枪：高昌国军队侵入境内，大肆抢掠而去。
高昌的邻居伊吾国，原先臣服于西突厥，后来又改伺奉唐朝，西突厥一向记着这笔账。现在高昌有心效仿山姆大叔，打算当个西域国际警察。这一想法与西突厥不谋而合，于是，在西突厥的支持下，高昌又对伊吾下了毒手。
可怜伊吾连一个高昌都无法抵抗，更别说再加上一个巨无霸级的西突厥，只好向新认的老大唐朝求救。
当时西突厥的状况也颇有些特殊，这里需要交待一下。
东突厥灭亡后，前任可汗——始毕可汗的儿子阿史那欲谷逃到了亲戚西突厥那里。可是，他非但没有对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同俄的收留表示感激，反而在羽翼丰满后自立为乙毗咄陆可汗，并把亲戚兼恩人的阿史那同俄赶到了拔汗那(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
可怜阿史那同俄没有能够重演麴伯雅的复辟奇迹，而是死在了拔汗那。此后，部分部落拥护他的侄儿阿史那薄布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
于是西突厥便分化为两个并立的政权，一称南庭，一称北庭。
玄奘西行取经路上经过的是南庭，首领便是叶护可汗。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庭的乙毗咄陆可汗阿史那欲谷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统一西突厥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终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他率军成功消灭了叶护可汗，统一了西突厥。
历史再次印证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至理名言。麴文泰很快便与阿史那欲谷打得火热。
唐朝接到了伊吾的求救，不由得大吃一惊。惊的不是西突厥出兵，而是一向老老实实臣服自己的高昌居然反水，投奔到了西突厥的阵营。看来对于这个麴文泰，可要好好注意一番了。
经过一番准备，李世民向高昌王麴文泰下了诏书。诏书内容一是痛斥麴文泰反复无常的行径，二是要求麴文泰把冠军大将军阿史那矩派遣到长安来，有事相商。
这位大将军的姓氏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出身——与可汗同出一系的突厥贵族。那么为何一个突厥贵族会去给高昌当什么冠军大将军，还会被唐朝皇帝指名道姓地要求派来长安呢?又有何事相商?
答案其实很简单。阿史那矩并不仅仅是高昌国的将军，他还是西突厥驻高昌的特派员，负责监督高昌的动向，防止唐政府势力的渗透。
所以，唐朝方面要求高昌派阿史那矩前来，是想把他作为人质，或者说作为一颗棋子。借助这颗棋子，继而控制高昌和西突厥的关系，便于从中取事。
至于要商量的事嘛，无非是什么讨论两国邦交关系之类，想来应该只是找个借口要阿史那矩进京罢了。
对于唐政府的意图，阿史那矩很清楚，麴文泰也不是傻子。所以最后前往长安的，是高昌长史麴庸。
麴庸对于李世民而言毫无意义，就像高昌随便从街上拉了个路人甲前来一样。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李世民清楚地意识到：高昌和西突厥已经看出了自己的意图，唐和高昌的关系，怕是很难靠忽悠来恢复了。
却说当年隋亡唐兴之际，中原天下大乱，不少汉人投奔东突厥。等到东突厥汗国灭亡，其中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不敢回国，又逃到了高昌。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威仪，挟灭亡东突厥之余威，命令麴文泰把这些人遣返回国。
出乎李世民意料的是，麴文泰由于已经抱住了西突厥的大腿，对于天可汗的诏书只是哼哼哈哈，敷衍塞责，总之是不肯服从命令，最后遣返回国的人数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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