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打算像当年秦国扣留楚怀王讹诈楚国那样，把麴文泰扣留为人质，作为和高昌乃至西突厥谈判的筹码。那么和前一种情况一样，麴文泰此时已不再是高昌王，价值会大幅缩水，除了感情方面的因素外，很难在大的问题上产生足够的影响。唐政府同样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再去为难麴文泰的意义不大。
这个主意虽说不上有多高明，但在历史上这种例子也并不少见。战国时期就有两个：楚怀王去会见秦昭襄王、赵惠文王去会见秦昭襄王都是先安排好后事再出发，秦国都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可是无论是麴文泰还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很天真地认为，唐朝不会忽视路途的艰辛，不会忽视西突厥的武装干涉，这战争，是断然打不起来的。所以，唐朝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忽悠，那么我们不听忽悠，自己玩自己的，就可以继续好好地过小日子了。
得知了高昌的反应后，唐太宗李世民眉头紧锁：嗯，看来又要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最高级手段——战争了。
虽然此前薛延陀主动请缨，要求自为前部攻击高昌，但是此次出击意在整个西域，要考虑日后的政治利益。邀请外援固然可以省些力气，但战果却是要大家分享的，以后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所以李世民谢绝了薛延陀的提议，决定单独进军。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李世民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行军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彻为副总管，率领数万大军远征高昌。
即使在得知唐朝出兵的确凿消息之后，麴文泰仍然感觉高枕无忧。他哈哈大笑着告诉治下的百姓们：“长安离我国七千余里，其中沙漠戈壁就有二千里，那里地上没有水也没有草，冷起来风如刀割，热起来风似火烧，大军如何通得过?何况上次我去长安，亲眼见到关中和陇右一带荒凉萧条，压根比不上当年隋朝全盛时的繁荣。现在他们不管自己穷困潦倒，来对我们发动攻击，嘿嘿，如果来的多，则粮食运输不及;如果来的少，不到三万人，那么我们就能对付得了。中国的兵法所说的以逸待劳，正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只要我们坚守不出，他们攻城不下，只能干瞪眼。而能够携带的粮食最多也不过二十天的份量，只能撤兵。到时我们出兵攻击，一定大获全胜!大家不必担忧!”
好一篇领导讲话!好一份作战蓝图!
可惜，整个蓝图的前提都是不成立的。
当年玄奘从长安到高昌，也是走的同样的路线。一个单人匹马的和尚都走得的路线，为何唐朝大军走不得?
唐朝穷困潦倒，还是不知多少年前的景象。麴文泰同志明显缺乏与时俱进的思维，总是用老眼光、老办法来对待新问题。稍微想想也知道，一个内交外困的政权，如何能一举消灭东突厥?
至于唐军的战斗力和本国防守的能力，麴文泰也实在是过于轻视敌人，重视自己了。
实际的情况是，唐军很快顺利通过了那些不毛之地，到达沙漠边缘。而听到这个消息的麴文泰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也就是说，他被活活吓得病死了。
麴文泰解脱了，剩下的人发现被国王的话忽悠了，自然慌作一团。不过最要紧的事情还得先做好：麴文泰之子麴智盛继位为王。
这时的唐朝远征军抵达柳谷(新疆哈密市东)，得知麴文泰已死，麴智盛继位的消息。不少将领都认为现在高昌国王新立，人心不稳，正是发动奇袭的好时机。突击首都高昌城，定能一举拿下，事半功倍。
当年出击吐谷浑时的部门领导人侯君集此时已是大军的最高指挥官，他所要考虑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纯军事的范围，还有更多的方面。
此次出击的兵力数以万计，不能算少，对付高昌根本用不了这许多人，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味。但是消灭高昌不是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在西域站稳脚跟，不断打开局面。那么光是攻城略地是远远不够的，人心向背才更为重要。现在，朝廷方面宣称是高昌国无礼在先，我们这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出兵。麴文泰虽然死了，但他祖辈在高昌为王，在民间颇有声望。如果死人还没下葬就在他的灵前大动干戈，倒显得我们理亏，不是吊民伐罪的王师之道，也无法获取当地人的信任和支持。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唐军没有发动突袭，而是一边宣传麴文泰的罪状，一边光明正大地擂动战鼓，高举旗帜，军容严整地继续向西挺进。
很快，唐军到达了高昌城的重要屏障——田城城下。
在吐谷浑之役大放异彩的少数民族将军契絆何力是此次远征军的先锋。他首先派人劝告田城守军不要作无谓抵抗，该及早出门投降。
可是他得到的是毫无余地的拒绝。
第二天一早，唐军向田城发动攻击。当天中午攻克。俘获七千余人。
当晚，唐军继续向高昌城进发。城中虽然大部分人比较悲观，但还是有人记住了麴文泰当时说的“以逸待劳”之计，于是派修整多日的军队开城出击，试图打远道而来的唐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次出击的结果是“逸”不胜“劳”，高昌军队大败而回，逃入城中。麴文泰当年还说过，唐军远来，粮食最多只够吃二十天，我等闭门不出，他们粮食耗尽自然要退兵。于是大家打算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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