麴智盛还希望通过发动感情攻势来扭转局面，他写了一封信给侯君集，信中说：“得罪天子的是我老爸，不是区区在下。现在我老爸因为不听天子的话，遭到上天惩罚，已经去阎罗王那报道了。可我刚刚即位，没做过什么错事，应该没有什么罪过。还请将军能够体谅在下的痛苦，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年轻人，饶了我吧!”
侯君集看到这封信，不由得微微一笑，随即提笔写下回信。内容很简单：“如果你真心后悔，想改过自新，就应该绑住自己的双手，到我的军营大门来报到。”
这种条件，麴智盛自然不会答应。高昌城中认为，他们还有最后的希望——西突厥的援兵。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西突厥倒确实派了一位亲王进驻高昌北面的可汗浮图城(新疆吉木萨尔县)，作为声援。但这也只是西突厥外强中干，虚张声势而已。
当唐军抵达高昌城下后，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欲谷大为恐惧(自东突厥逃亡而来的他还牢牢记得当年唐军的兵锋之利)，顾不上按照盟约前来救援高昌，而是向西逃走千里之遥。这下，那位亲王可慌了手脚。于是他选择了主动献出城池，投降唐军。
如果说唐军随身携带的确实只有二十天的粮食，那么，这也已经非常充足了。
高昌城城墙上，高昌人惊恐地看着如同潮水般涌来的唐军。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城外的护城壕沟就被填平，各种攻城器械轮番冲击，抛石机把石块像雨点一样向这座被包围着的孤城倾泻，很难找到安全的躲避之所。
就在城中人狼狈不堪地躲避石块的时候，他们还清楚地听到了城外那些十丈高的巢车中，唐军的“弹着点观测员”们高声的通报：“击中x人!”，“往左些，发射的石头要大点!”，“他们躲起来了，往前面还有目标!”
观测员们的语气中，包含着兴奋、轻松和不屑。听得唐军将士开怀大笑，听得所有高昌人垂头丧气。
在得知西突厥已经指望不上后，走投无路的麴智盛终于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八日开城投降。立国一百八十一年的高昌王国就此灭亡。
占领了首都的侯君集继续派遣军队去接管各地的政权，共接收22座城，8046户，3万余人口。
看到这个数据，我真是有些难以想象，麴文泰全国不过数万人口，怎么口气就这么大，敢于和能够动员数十万部队的唐朝抗衡?有些人，真是很难理解。
捷报传来，朝廷上下喜笑颜开，身为皇帝的李世民最为积极，打算把高昌的土地设州立县，并入中央直管的版图。
这时，因身体欠佳而被改封为“特进”(文官正二品，非领导职务)的魏征又提出了不同意见。
魏征认为，麴文泰罪有应得，已经死了，但这种惩罚不该再延续到他的儿子身上。应该保留高昌国，令他们死心塌地地效忠唐朝，安抚百姓。这样，四方蛮夷自然都心悦诚服，大唐威名恩义远播他方。如果贪恋土地，建立地方政府，则势必要派兵驻守，才能保证控制权。而这些士兵又不能从本地征召，只能由就近的陇西(今甘肃)一带提供兵源。这样，军队从陇西前往驻扎地路途艰险，还可能遇到敌对者的袭击，一来一往就要损失十之三四。这样多年以后，陇西将因此耗尽人力和物力资源，陷入穷苦。可是我们却不能指望从高昌一带得到丝毫的物质支援，白白消耗自己。这种做法就是把有用之物消耗在无益之事上，可行性不高。
魏征的话有一定道理，属于稳定性高、低风险的政策，对于巩固已有的成果，发展本土的核心区域很有帮助。
然而，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通道，扩张势头异常迅猛的政权而言，魏征的意见难免有些过于保守。诚然现在优待并扶植麴智盛，可以建立起一个亲唐朝的政权，但是并不能使高昌人就此淡忘亡国之恨。如果高昌持续发展下去，终有一日会趁中原政权衰落之际脱离控制，投靠他人或是自主独立。到那时，中原只能眼睁睁看着高昌为所欲为，却无能为力。
更何况，中国随着历史的发展，疆土是在不断扩大。西周时中央只能控制从黄河到江淮一带的土地，秦始皇扫平六合之后翻越五岭，把岭南的两广和安南纳入版图;汉武帝征服西南蛮，控制了四川南部和云贵一带，又通西域，开丝绸之路，把新疆置于中原的保护之下。
上面所说的每一次扩张，魏征先生的话都可以作为反对的依据。但如果真的按这个意见来办，那么今天的中国，还是只有从黄河到长江，从泰山到秦岭这么大的土地。
不是说魏征的话没有道理，而是要看国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倘若国内有一大摊子事务忙不过来，此乃守成之上策;但如果国内足够繁荣，那么虽然陇西的消耗不能指望西域补充，却可以从富庶的江南等地取得足够的物资来用于西北。
在这件事情上，李世民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当年九月，高昌故土改名为西州，可汗浮图城改名为庭州，以下各有属县。后来，为了在西域打下坚实的基础，唐政府进一步在交河(吐鲁番)设立安西都护府，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基地，也成为唐朝向西扩张的前进基地。
第三十五章 文成公主入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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