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李司空是朝廷栋梁，朕在军政方面还要多多依仗呢，走不得！顶多朕给程老将军多配点精锐部队，再加几个得力的助手好了。
唐高宗李治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唐西征军在扫平了西突厥附属的外围部落后与西突厥主力遭遇。前锋苏定方奋勇出击，击败西突厥四万大军，缴获物资、牲畜若干。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苏定方也是信心满怀，打算像出击东突厥那样直捣黄龙。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内部却出了岔子。
见属下如此强悍，副大总管王文度不舒服了。嫉妒心驱使他想出了一个堪称混蛋的主意。
这个主意用一个词来概括，便是忽悠。
先忽悠程咬金，再忽悠全军。
忽悠程咬金部分：交战虽胜，我方亦有死伤（废话，打仗肯定要死人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稳步前进，结成方阵，谨慎从事，方为上策。
忽悠全军（包括程咬金）部分：我有皇上密旨，现在部队由我全权指挥。大家不准再追击敌军，只能慢慢前进！
大部分人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既然副大总管有密旨，而大总管程知节也没有提出质疑，那就先听他的吧。
此后，唐军便带着全部装备骑在马上，以步步为营的乌龟式风格行军。然而西陲十二月的气候恶劣异常，大量战马病死或累死，局面一天比一天不利。
苏定方是当时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他主动找到了主帅程知节，要求尽快改变目前的作战方针：大军此来为的是讨伐敌人，可现在却只知道守卫营寨。如此胆怯怎能建功立业？
程知节不明确表态，只说一切听王文度处置。
苏定方急了：“王文度的话不可信。皇上既然让您当统帅，又怎会再给他一份密旨？此事恐怕有诈！请立即逮捕王文度，并向皇上奏报此事！”
遗憾的是，三十年的赋闲已经磨去了程知节当年的锐气，将他变成了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凡人。对于苏定方的建议，他选择了沉默和不作为。
在王文度的指挥下，唐军和西突厥进入了对峙状态，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虽然没有战果，但王大总管却没有让自己闲着。
在怛笃城，一批胡人向唐军投诚。但王文度却主张将这些人悉数杀光，理由是这帮人靠不住，大军班师后仍有叛变的可能。
苏定方极力反对。一番辩论后，王文度再次暴露出了他的短视和自私：杀了这些人，他们的珍宝便全是我们的了！
对此，苏定方很是不屑：“我们的任务本是讨伐盗贼。如果去抢别人的珍宝，与讨伐的盗贼又有何异？”
可是在亮闪闪的珍宝面前，人的贪欲还是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王文度的命令被执行了，全军上下除了苏定方外都参与了珍宝的瓜分。
捞足油水后王文度直接下令班师回朝，不打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待他们的不是盛大的庆功晚宴，而是朝廷严厉的惩罚：王文度假传圣旨，理当斩首，念其劳苦功高，特赦死罪，取消公务员资格；程知节停滞不前，贻误战机，本该死罪，顾念其多年来为大唐鞠躬尽瘁，特减罪一等，免除官职。苏定方，有见识、有胆识，堪当重任！
对于此次军事行动，有观点认为是李治和武后主导的一场政治阴谋，目的在于进一步肃清朝中的功勋旧臣。通过“贬”程知节，来达到“震”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老家伙的目的。王文度则是具体操作人员，因为他假传圣旨居然没有吃到死罪。
但这也只是猜测。最大的疑点就在于整个方案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
要实现政治目的，栽赃嫁祸是最常见也最为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故意搞砸对外的军事行动，付出的代价很可能就是上万将士们的身家性命、巨大的物质损失（军费和军用物资的极大浪费），乃至整个国家的威望。如果说这是个买卖，那必定也是一笔亏本到家的买卖。
另外，从后来程知节被重新起用担任刺史一事来看，李治夫妇未必是要把他一棍子打死。
所以说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未免有些牵强，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内部几种力量正在互相争斗，弄得人们有些无所适从。这才有了王文度看似胆大包天的抢班夺权和程知节貌似窝囊的不作为。
李治并不是糊涂蛋，他明白不管内部争斗如何，绝不能让对外的军事行动受到干扰。所以他把政治挂帅放到一边，提拔了以苏定方为代表的专门军事人才来负责对付西突厥。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新的西征军组建完毕。苏定方任伊丽道行军大总管，作为西征主将，率唐国防军和回纥部落军从北面向阿史那贺鲁发起攻击。
唐军首先在金山（新疆阿尔泰山）之北击败并收服了依附西突厥的处木昆部落军。在对他们好言安抚后，苏定方从降兵中挑选了一千多名精锐骑兵随军西进。
得到战报后，坐镇王庭的阿史那贺鲁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了下属十大部落联军前来迎击。双方在额尔齐斯河畔相遇。
当时唐军兵力约一万余人，西突厥军近十万。
见己方人多势众，阿史那贺鲁开始踌躇满志起来。他下令全军前进，把唐军团团包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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