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小心做人外，李世勣还十分注重对族人的教导。病重后的一天，他感觉精神和身体状态都好了许多，于是便吩咐弟弟李世弼召集家人聚餐，酒足饭饱之际，他向全家老小发表了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我自知病情已无力回天。今日设宴，便是与尔等作别（已经有人开始哭泣）。
尔等不用悲伤流泪。今天的话，尔等当仔细听好，务必牢记于心。
我一生为官，亲眼看到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操劳一生，刚刚站稳脚跟，就遇上不肖之子房遗爱和杜荷之类，败坏门庭不说，还几乎导致全家灭门！
（转向弟弟李世弼）今天我把子孙都托付到你的手上，你要仔细观察。有胆敢胡思乱想，或结交品行不端之辈的，一律先打死后再奏报皇上！不要让我在九泉之下被后人讥笑！
我死后，棺材用粗布装饰的普通马车装运，寿衣即平常衣物即行，棺材中可放入一套朝服。若泉下有知，我当穿着朝服去见先帝。随葬品只要五六匹木马、几顶幔帐和十个木偶就好，其他一概不要。我的小妾们，愿意留下来抚养孩子的就留，其他的想改嫁、想回家都可以。
以上尔等务必记好，不许违背。否则，便如同把我开棺戮尸一样不孝！
说完这些，无论家人再怎么哭泣、询问，李世勣再也不发一言，直至逝世。
如此安排，不可谓不小心，不可谓不谨慎。然而一个人能约束好自己已属不易，又怎能管好一大家子呢？多年之后，李家还是惨遭了灭门，不过那已经是武则天时期的事了。
高句丽之战，虽然大唐获胜，但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种奇怪的现象始终如影随形着——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接连逃亡。
李治无法理解，一般只有吃了败仗的部队才会因丧失斗志、害怕死亡而逃走，明明打赢了怎么还要跑呢？莫非是贪生怕死？
不解归不解，对这等影响恶劣的行为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于是，一道言辞凌厉的诏书随即发出：限所有逃兵务必在规定期限内回部队自首。自首者可享受坦白从宽的待遇。逾期不归者，一律从严处理——斩首！自首后再次逃跑者，同样斩首！犯者家人一律剥夺人身自由，男子为奴，女子为婢！
可即便如此，军中逃亡现象还是屡禁不绝。好在战争还是以胜利而告终，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就无人再去深究此事了。
可太子李弘还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此事进行了深度调研。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治接到了太子李弘的奏章。
奏章没有废话，直截了当地指明了问题所在。核心思想是这样的：
当初东方战事吃紧时，父皇收到前方报告，称士兵中有逃亡者。但事实并非贪生怕死那么简单。逃亡者中，有些是因为突染疾病，无法应征入伍，病愈后又担心受罚而逃离家园；有些是在作战或外出作业时被俘；有些是过海时溺水而亡；还有些则是因同一作战单位的战友突然失踪，害怕连坐而集体逃亡。
大敌当前，人事部门根本不可能彻查此事，于是便简单地把失踪人口都算成了逃兵，致使不少无辜家人受到了牵连，实在有些令人悲哀。
希望父皇能够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操作方式更加人性化些，免去家人连坐的刑罚。
读完奏章后李治笑了。儿子不仅详细分析了问题的前因后果，更充分展示了皇位接班人认真踏实的作风与宽厚仁爱的性格。十六岁的李弘比起当年的自己，还真是应了那句话：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于是，原先那道严厉的诏书被撤销。
在这件事情上，李弘宽以待人，肯定是值得褒奖的。但透过现象，我们需要看到后面所隐藏的问题。
前面介绍过，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成为府兵者全家编入军府；国家实行均田制，分田到户，训练务农两不误；自备武器服装，根据命令参加军事行动。
但是，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唐初地广人稀，原先的地主在动荡中下落不明，有大量无主田地可供分配。随着社会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而可供分配的田地却基本没有变化，自然的，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便不断下降。
均田制下，每家每户都会有属于自己支配的土地。而伴随政治稳定而来的就是商业的发展。原本大家的生活来源都是种地收粮食，彼此间相差不大。可后来开始出现贫富悬殊，加上携带资本拥入的外地商人和富人们开始大量购进土地，两极分化凸显。
坦率地说，这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但也是财产私有制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你愿买我愿卖，哪家的王法能禁止？
若是普通农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府兵不一样。他们的职业亦农亦军，武器、服装和坐骑都要自己准备。现在可好，穷府兵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这些支出。有钱的觉得自己的命值钱，不想去干掉脑袋的事儿，就花钱买通官员，免去了兵役。于是乎，上阵卖命的都是穷爷们儿，衣服破烂，刀枪锈迹斑斑，坐骑也是老弱病残。这样的府兵，兵源能好到哪里去？
发现问题的不止李弘一人。早在灭百济后，奉命驻守百济的熊津都督刘仁轨在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就将相关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并指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政府的法令和执行方面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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