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还有许多文件，是不是还继续送过去呢？请迅速答复。
赵尚志不知道，“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这时已经回国了。
不知道这时的赵尚志是否嗓子冒火，嘴里起泡，但我们知道他是竭尽全力了，能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了，而且已经说到家、做到家了。
南满的事情总是好办，连两次西征失利，已经元气大伤，依然能够决定第三次西征。北满呢？自下而上地成立联总，先干起来，再逐步地完善它，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却也是最难的。南满尝试了、失败了。北满成立之初，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注意，因为这对于它实在是太可怕的事情了。3军与谢文东、李华堂两支队伍的联合，原本就是其他的同类行为难以比拟的。
而今呢？别说敌人了，就是自己人还有几多把联总当回事了？
至于赵尚志，用一些老人的话讲，这个从来不乏自信，干什么都不服输的人，现在也不能不“屁了”，还落下许多不是，这也是最终酿成他的悲剧的原因之一——他是“野心家”呀。
赵尚志赴苏
1936年10月下旬，即珠汤联席会议后一个多月，北满临时省委派执委朱新阳赴苏，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年底，朱新阳从佛山（今嘉阴）县封冻的黑龙江过界，先后被关押在伯力、海参崴受审查，1937年春到达到莫斯科。
据说，当朱新阳得知“吉特信”、“中代信”及吉东方面的组织关系没有任何疑问时，一下子“傻眼了”。
5月17日至19日，王明主持召开了有米夫、代表团部分成员和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抗联干部参加的会议，讨论满洲工作问题，并听取朱新阳的汇报。“在会议上一致批评了珠河县委三军党委‘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亦批评了一些右倾的趋向。”
会上，王明说“你们的决议（指珠汤联席会议决议——笔者）一点儿也没统一战线的气味”，“你们的政策是有利日本，反统一战线，与我们路线完全不同”。“你们不懂统一战线，不懂满洲实际情形，日本对东北的政策是要消灭满军，满军无法消灭，中国人反日，满军助人民反日。故日本子没法分化中国人，使中国人杀中国人。我们的策略针对着他们”。
王明批评赵尚志是“个人英雄主义”、“左倾浮夸”、“游击的经验”、“硬干”、“对革命的冷热症”。
从冰天雪地的“民族祖国”，来到春暖花开的“阶级祖国”，见到了“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他所代表的北满党被扣上这么多帽子，朱新阳蒙了，如何能不承认错误？可他并不明白错在哪里，像抗日反满怎么就能不并提呢？无论如何也掰扯不开，别不过这个劲儿。
几个月后，康生来找朱新阳，让他回国解决北满的问题，并问他能不能说服赵尚志。朱新阳问是我一个人回去，还是同别人一起回去。康生说就你一个。朱新阳说我说服不了赵尚志。康生就让他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
如果会后即派个人，或者哪怕写封信，派个交通员送到北满，省执委扩大会可能就不开了，或者就是另一种内容、另一种结果了，后来的事情自然也能简单些。可1937年春发生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让北满党翘首以盼的事情的结果，却是到此就拉倒了，画上句号了。
有些时候，无论怎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也可能因一点儿貌似不起眼的疏漏而改变历史。而这里表现出来的，从客观效果上看，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容忍的、连小孩过家家都赶不上的官衙式的轻视、轻浮和漠不关心。
无论王明、康生每天有多少大事需要处理，北满党和抗联的这等大事，在他们眼里怎么都如此得微不足道呢？无论怎样百思难解，这都是他们咳都未咳嗽一声，就把浴血奋战的三万抗联官兵扔在那冰天雪地里，夹起皮包走人的一个注脚。
省执委扩大会结束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了。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后，没有比七七事变再大、再具影响力的事变了。《义勇军进行曲》早就吼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则要加上个“更”字，或者再来个“最”字。具体到这片已经抗战六年的黑土地，“王康信”中曾令人费解的“大事变”，一些人觉得有了结论、答案了。5月，关东军称赞伪军“素质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现在已经能独立担任讨伐，去年年末他们在东边道的讨伐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可两个月后就给了关东军一个耳光的，仿佛还印证了“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正确性”的事实，是许多伪军哗变，掀起一个小高潮。形势变化就像个万花筒，而所有反日武装都能明显感觉得到的，则是日伪当局越发加强了“治标”、“治本”的“讨伐”力度，半年后就开始了十四年抗战中的最艰难的时期。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认为目前的中日战争会继续扩大，关内不能很快地直接援助东北，东北抗战将走向艰苦的阶段。东北党和各军之间，争取意识统一、行动统一，“毫不依赖的，克服自己前进中一切困难，冲破今年度‘日贼大“讨伐”’准备明年工作基础，同时丝毫未放弃准备大事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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