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3月，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结束后，日寇将“讨伐”重点从南满转到北满的伪三江省，着手三江“特别大讨伐”。这是“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以往都是秋冬季进行的“大讨伐”，这次还是青枝绿叶的夏季，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抗日联军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讨伐”。
11月26日，在紧张的反“讨伐”战斗中，赵尚志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哈尔元帅写了一封信，“希望远东军司令部予以正确之指导及协助”：
我们夺获日寇轻重掷弹筒多次，该种武器在游击战争中携带极为便利，但缺乏炸弹，缴获日寇新式重机关枪数次，子弹亦缺乏（满军及民间都没有该种子弹），联珠枪子弹现已无处缴取或购买（而且我们枪支中连珠枪占相当多的数量，约在三分之一），我们对于化学战备常识一点儿也没有，关于化学药品爆炸药及防毒面具等的原料一点儿也没有，并且我们也不会制造，我们虽然俘获过敌人的短波无线电，但材料亦甚缺乏，并且技术人才也没有，是不是都可以想一个办法呢？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对我们在总的军事方策上的指导。
从上述内容到开办政军干校，再到雄心勃勃的远征，赵尚志想的都不止是眼前的反“讨伐”，而是抗联长远的大战略。无论是作为3军军长，还是通常会被加上“北满”这个限定词的抗联总司令，小个子、大气魄的赵尚志，都不能不这样想。而且在想到这一切时，也不能不想到一水之隔的“阶级祖国”。不但早就想了，而且有行动了。珠汤联席会议结束不久，就派1师师长刘海涛过界去苏联，商谈解决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及电台设备了。
也巧了（赵尚志的“巧事”，堪称抗联之最），不久，6军2师师长陈绍宾从苏联回来，捎回个口信：苏联要跟日本开战，苏联边防军负责人邀请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到苏联去，研究配合苏军行动问题。
之前，北满、吉东各军几乎无不通过各种渠道向苏联求援，均无结果。这回苏联主动示意，当然求之不得了，也与以往迥然不同了。年底，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杨家沟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派人过界毋庸置疑，问题是这等大事，派谁去呀？
赵尚志提议张寿篯去，因为张是总政治部主任，又擅长外交。张寿篯认为应该赵尚志去，你是联总司令，你不去不足以表示我方的诚意。赵尚志说日本子正在“讨伐”，我得带兵打仗。张寿篯说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去了就能拍板，这样反倒快当，更节省时间。
1938年1月初，赵尚志从佛山县公义勇屯越过冰雪覆盖的黑龙江，进入苏联。
结果是灾难性的。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让杨光华把省委存留文件全部销毁，一班人到莫斯科“讨论满洲工作问题”。杨光华觉得有些文件很重要，让交通员送去莫斯科。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哪曾想这回偏偏是个“二般”，途中丢失了。王康越发认为满洲省委有问题了。审查后，杨光华被流放北冰洋，1956年才得以回国。另一位也是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常委、宣传部长谭国甫，不知被弄去了哪里，从此音讯皆无。
一路上，赵尚志肯定会想到此前一去不归的刘海涛和朱新阳。这应该是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谜，只是今非昔比了。在临时省委会议上，他们甚至列出个单子，枪多少，弹多少，服装多少等等，好像一见到老大哥就什么都有了。如果能在黑龙江对岸的“阶级祖国”境内，为抗联建立营地、医院、军校，那又该是怎样一幅令人神往的抗战景象呀？当然，还要请苏联同志帮助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解决东北党的路线分歧问题——这些在给布留哈尔元帅的那封信中，已经说过了。
其实，从赵尚志上路的那一刻起，他前面的一切都是“二般”了。
苏联军人明确地告诉他：远东军没有对抗联的任何人发出过邀请，你只能被视为非法越境者而送进监狱。
赵尚志成了苏联人眼里自说自话，而且胡说八道（用东北话讲叫“撒谎撂屁”）的不速之客，一关就是16个月。
赵尚志会些俄语，就激烈地争辩。可到了这地界，谁听他的呀？
临行前约定，赵尚志过界后一个月，张寿篯率联军到边界一带迎接。赵尚志一定会带回来大批武器弹药，那得需要多少人扛马驮呀？
2月初开始动作。3日，张寿篯率3军10师、6军2师攻打鸭蛋河镇，未能得手，撤至都鲁河一带。4日，戴鸿宾率3军1师、9师和6军一部，攻袭肇兴镇，撤出战斗时与日军遭遇，击毙板坂大尉以下18人。敌人紧追不舍。戴鸿宾与蔡近葵、李振远两位师长商议，决定退往苏联。一为脱离险境，二可安顿伤员，同时也好接赵尚志回国。过界即被缴械，戴鸿宾被关进监狱，蔡近葵、李振远和五百余骑兵被送上火车，沿着当年过界的义勇军的老路，经西伯利亚铁路辗转回国，交给了新疆的“红色军阀”盛世才。
老人们说：一个口信，两个军长进了洋“笆篱子”（由俄语“警察局”转义的“监狱”演变的东北方言——笔者注），五百余精锐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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