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满与吉东间的分歧、争论，始终免不了误会。
前面说过，由于各地环境、条件及领导人性格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军不同的特点和战斗作风，有时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也有差异。比如对金沟木业的捐税征收，吉东有的部队不论日伪，还是民族企业，基本是同样对待。赵尚志认为收了日伪的捐税，就允许它采金伐木，这是让日寇得了最大的利益。南满也曾认为“这是作了‘满洲国’走狗军队的任务，帮助敌人资本的发展”。
被有的作品称做的“吉东方式”，以及可以同样类推的“北满方式”、“南满方式”等等，就跟持家过日子差不多，各有优长。在抗日救国毫无二致这个大前提下，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邀请周保中参加，就是一次尝试。可在撤销满洲省委引发的组织混乱和误会的大背景下，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甚至不可能解决了。
冥冥中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唯恐北满和吉东间的乱子不大。原来的分歧还是悬案，又出来个后面将会详细叙述的刘曙华的“奸细问题”，北满开始封锁与吉东间的重要消息，新的误会、危机又来了。
1938年5月14日，×××给周保中、宋一夫等连发两信。《×××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二五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你们也应当坚决负起不断在信件上，言论上，来努力推动和帮助北省进行这一转变，特别是在实际行动上援助北省走向转变”。《×××关于纠正北满省委“左”倾关门主义问题给周保中、宋一夫同志的信》中，再次谈到撤销赵尚志、李熙山、黄成植几个人的工作问题，其中撤销李熙山9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请你们站在兄弟党统一的精神，及联军系统上，必须负责帮助解决”。
6月27日，《周保中关于干部等问题给金策同志信》中说：
在我党以中、高革命先进分子鲜血创造，为中国民族被压迫民族解放而斗争抗日联军——第三军，在北满松花江岸起骨干作用，这不用赘说。可是由于个别同志带倾向性，而影响到三军更大发展，特别是在军队基础巩固方面突露许多缺陷，到目前极紧的斗争阶段，内部许多困难问题，表现出更加繁难。首先是三军军事负责主要干部尚志的远走，使全军缺乏集中的有系统的领导。而我听说××同志最近在尚志“远征”之后，在北满党组织发出什么反“左”倾通知，并曾由侯启刚同志转达宋一夫吉东省委援助，一致起来展开党内反倾向斗争。××同志这种表现，在我个人认定是极危险而冒昧无知可耻的行动。去年此时北满扩大会议，××初则一言不发，完全改变在江南时的堂皇正大，象真是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对于有倾向问题及有倾向同志的批评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会议以后，完全调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时北满会议原则性的一线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个别同志一手全改，影响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同志首先有责任。
现在是革命——东北游击运动处在极端严重的时候。而我党所领导的骨干军——三军正需要全力来图谋巩固，即使我们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绝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问题。尚志同志“远征”，××同志不能便认为这是反“左”倾的机会。这是（样）的观点和这样的简单做法，能够会帮助了我们的死敌——日贼法西斯蒂。
应该怎样做才对呢？首先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持北满组织的整个性，把一切同志团结在党组织正确的原则立场上，个人行动问题和个别倾向问题，应该依照紧急斗争形势，按党的原则性来解决，首先要顾（全）无论任何问题解决必须使党更加有力，要把党对联军领导特别是对三军的巩固提到第一位，同时应该提出目前游击斗争的各种具体必样（要）办法。××同志江南江北走，并未着眼到这一点，象政客式的“摇旗呐喊”、“清谈”，这可算吾党之不幸！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尚志同志之去找中央关系，是否经过北满党组织同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久去不归，显系在紧急关头，事情弄到坏的地步以后，逃避实际困难，我们提议纠正倾向，撤销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依照尚志同志去中央的线索关系，要求帮助他改正错误，特别要求他回到战线上来继续斗争。戴鸿宾以下各同志同样提出这个要求。
赵尚志过界去苏联二十多天后，周保中也过界了，在苏联境内比肯的一个接待站待了一个月零四天。2月24日，即动身回国的前四天，《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北满党组织不良倾向所含有危险性，若不适时适当的解决，有可能堕入到反革命日贼奸细托陈匪类中去，这是由于北满党的历史的组织生活、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现所看到的。改造北满党必须把盘踞在三军中的倾向分子调开，赵尚志同志必须调其他工作。三军及北满党需要从中共中央代表团迅速负责派十名以上各级党各工作的负重要责任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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