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周保中觉得要解决北满党的“倾向问题”，不把赵尚志调走是不可能的。而时隔半年多后，北满党弄成这个样子，东北抗战又处于极端艰难困苦时期，只有赵尚志回来，才能结束这场内乱。无论如何，反“讨伐”才是当务之急——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周保中的态度变化？
殊不知近半年前，北满临时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已经认为赵尚志不必回来了。
11月16日，《×××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中说：
东北目前的客观环境的反映，完全证明了党中央给全党同志信的正确性，以及一切中央发出的文件，靡有一件不是很周密精细的指示给我们。过去因为我们负责同志及下级党部，即（既）然知识浅薄，许多问题容（易）弄错，又加上自满自足，轻视我们周围发生的新象征，结果使我们的过去成为犯罪的过去。
第二天，《×××关于北满省委工作中的错误及思想问题给北满省委的信》中说：
对于吉东党的斗争简直不能停止，继续开展，因为现在吉北两个组织的一致是假的，不是真一致，更不是“意识与行动的一致”，应当取得斗争中的真一致。
在此期间，还提出吉东党与北满党的合并问题。抗联的统一指挥，首先就要求党的统一领导。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只是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1939年2月2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致×××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当此巨艰局面，我要坚决反对人与人对立的现象。北满执委诸同志牺牲、逃亡、叛离仅存几稀，革命责任是落在我们肩上，我们能不精诚团结么？！
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堪称万岁的，还有1937年（无月日）《中共吉东省委给北满临时省委常委并转尚志、××、冯各同志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在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后来的长篇信中，吉东同志有一贯到底的认识：就是北满党各负责同志中心干部，没有一个不是从主观上去拥护党、拥护中央路线。
谁在那儿偷着乐
1937年6月9日，《××关于吉东党内部值得注意的三个重要事件》中，一是“朱明的事件”，二是“工会事件”，三是“刘曙华的问题”：
刘曙华的问题：言论与以上这两个东西大致相同，老是歌功颂德的说“不缴‘满’兵，是中央正确路线”。又说：“五军不缴‘满’兵，大事变到来时，‘满’兵都哗变，都能到五军来”。说：“缴‘满’兵一部，别部分就不可能联络了，那是破坏统一战线”。他前一年曾经被日贼捕去，已经在日帝面投了降，允许当走狗，后潜逃回队伍。党政工作无实际成绩。去年来依东，不经过组织关系，不得到三军同意，改哈东办事总处，为牡丹江办事总处。拟老谢为总处长，反对三军，已经嘱吉东党考察之。
8月1日，《赵尚志×××给谢文东的信》中说：
我们要告诉给你刘曙华是曾经给日本做过侦探的呀！
共产党给8军派来的党代表，竟然“曾经给日本做过侦探”！谢文东这一惊吃得能小吗？而且仅仅是吃了这一惊吗？
刘曙华，原名李明华，化名老曹，1912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30年代初入党，1934年到苏联海参崴列宁主义学校学习，1935年任密山县委书记，1936年为穆棱县委代理书记，同年7月到5军2师任政治部主任，9月调任8军政治部主任。他是在密山县委书记任上被捕的，关押5个月，被组织营救出狱。
7月19日，应该是见到了《××关于吉东党内部值得注意的三个重要事件》吧，《关书范代周保中给北满省委及赵尚志诸位同志信》中说：
八军刘主任曙华同志暂时停止吉东省委执委工作，关于党纪律处分问题，现在还没有决定，周同志此次东去，单独与刘曙华同志作一谈话，并搜索多方之材料，然后再决定。
显然，吉东的处置方式比较稳妥的。那么，××、赵尚志和×××为什么要突然间来这么一下子呢？是以为谢文东这时已经知情了？或者把共产党员谢文东当作自己人了？起码后者是否定的。就算板上钉钉认定刘曙华投降当了走狗、侦探，也应该先稳住他，再采取相应措施，而不能这样一竿子戳过去。因为他毕竟是5军派去8军这样一支统战部队的党代表，内外有别，相当敏感，影响非同小可，还可能打草惊蛇。再联想到×××所说的刘曙华到依东后的表现，以及8月15日《抗联总司令部、三军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并转五军军部信》，说“吉东党及五军军部应注意下级干部及个别同志有意无意中破坏三军声誉或不合事实的以及不负责的批评之立场的危险倾向，尤其对革命破坏和损失（不论在党内和群众方面），如刘曙华、关书范等须予以应有的制裁”，难免让人想到其中可能掺杂了北满和吉东党之间的误会、分歧。这时的谢文东，对此可能不大明了，可他多少能没感觉吗？而感觉有时反倒不如了然于心，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特别是对于谢文东这种疑心病挺重的人。
无论有意，或者无意，××、赵尚志和×××的这连续的两竿子，后果都是灾难性的。8军的统战工作本来就挺艰难、复杂，这下子就更艰难、复杂了，刘曙华的处境也一下子凶险起来——留待后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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