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应邀”过界前，“三江大讨伐”已经开始了。“治标”、“治本”，双管齐下，规模之大和残酷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抗联从此步入严冬，开始了“天大房子地大炕，野菜树皮当食粮”的岁月。
有老人说，北满4个军，3个军长过界被扣，3军几个月就损失一半左右的兵力，多少人流血牺牲，冻死饿死，许多队伍溃散了、投降了。国歌中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时是东北抗联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应该“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反“讨伐”。笔杆子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它能宣传群众，鼓舞士气，打击敌人。可这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笔杆子不能替代枪杆子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更不用说那笔头子对着的还是自己人了。“反倾向”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赵尚志他们“倾向”到敌人那边去了，跟日本鬼子穿了连裆裤吗？
枪炮声中，历史没有留下谢文东、李华堂参与这场笔战的资料。连共产党员谢文东也没有这种资格，只能置身事外。“左”呀“右”的，“倾向”呀“路线”呀，让他们参加这场笔战，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可他们明了有利于抗战的就是有益的，不利于抗战的就是有害的。当然也明了抗联的处境，也逐渐明了北满和吉东党发生了什么，正在进行着的硝烟弥漫的笔墨大战。
李华堂十分敬重赵尚志，钦佩他打鬼子的精明、干劲和战绩。周保中到下江后，很尊重李华堂，李华堂对周保中也颇有好感，许多问题求助周保中。但与谢文东的8军不同，9军始终与3军保持友好关系，未脱离联总。“奸老奤”始终记得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赵尚志和3军帮助了他。他与3军派来的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相处得很好，郭铁坚等人也受到他的信任。他对北满临时省委撤销李熙山的9军政治部主任不满，对继任的魏长奎避而不见。他对北满省委不与他商量，即决定9军主力西征不满。而这些不满，或多或少都与对北满党内大批赵尚志的不满有关。
1938年12月2日，高禹民给省委的报告及工作提议中说：
要多向华堂同志作解释和说明北满省委现在和过去的不同。
9月4日，《周保中给张寿篯、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八军问题的确被倾向路线闹得领导不易、复杂、辣手。
无论谢文东对赵尚志有多少不满，也无论应不应该把“奸老奤”换成“奸老谢”，像李华堂一样，在抗战打鬼子上，他都不能不佩服赵尚志。眼下，这些人对赵尚志这样的“共产派”尚且如此，将来又会怎样对待他这样的“民族派”呢？
“咱们的队伍还要咱们自己去说了算。”没人说谢文东的这句话是双关语，更没人说谢文东、李华堂的叛变，8军、9军的溃散，是“反倾向斗争”所致。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好像并不涉及到他们的“反倾向斗争”，使他们与共产党疏远了，而不是亲近了，丝毫无助于坚定他们的抗战信念，只能使其更加动摇，当是无疑的吧？
整个的说来，希望东北党同志应站在党中央一致的路线下集中力量，努力冲破目前日寇向东北游击运动的各种进攻，不要离开原则立场的争论，若把党和群众隔离，党内人与人对立，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对立，谁这样做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这是1938年6月26日，《周保中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的方针、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及对三军、独立师部队目前工作活动等给侯启刚同志信》中的文字，而且还是“中共中央代表团认为”的，可结果又能怎样？
在这场全面否定珠汤联席会议以后的路线、策略，批判、清算“左倾”、“左倾关门主义”、“反党”、“反中央”路线及其分子的斗争中，北满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师以上）中，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10人被撤职，3人被严重警告。而无论这些人的错误，乃至“罪行”多么严重，没有任何人说他们是不抗战、不打鬼子的。
从1938年初至1940年初，这场“反倾向”的“路线”斗争，历时两年才告结束，而其影响为时更远。
在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甚至不得不用战友的遗体维持呼吸运动，以求生存、战斗的岁月，这些与日寇不共戴天的肩负重任的共产党人，就在那些紧张的战斗间隙奋笔疾书。许多文件长达几千字，有的近3万字。凡是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记》的人，都清楚在同时期的文件中，这类文字所占的是种什么样的篇幅——那仅仅是耗掉了包括交通员在内的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吗？
笔者实在搞不明白（我想读者也是一样），可以不记旧仇夙怨，跟曾经反共的抗日武装搞统一战线，甚至“抗日反满不并提”，期望把汉奸都统战过来，而对赵尚志这样坚决打鬼子，而且特别能战斗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却容不得呢？
历史的事实是，一些似乎只能几笔带过，甚至好像根本就不曾存在的东西，恰恰是危害最大、最需要记取的教训。
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那本《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称这场笔战为“吉东、北满两省委间之倾轧斗争”，“中共东北党（军）最近无论主观方面以及客观方面均处于最困难之恶劣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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