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天，在虎林县独木河子，单立志通过“在家礼”的关系，认识个老顾头和孙二麻子。老顾头的姑爷是伪警察，利用这层关系，藏着掖着，带出些粮食。有大车拉东西出部落，装车时压底下，能弄得多点儿。1939年春，徐凤山被“内部处理”后，两个孩子都是老顾头给养着，非常可靠。孙二麻子也是“在家礼”，还有个老尤头。
这天傍晌，远远地看见顾大爷过来了，一手提着个粪筐，一手拎着个镰刀头子，脚步挺急。昨晚部落来了几百日伪军，附近几个部落也住满了，要进山“讨伐”，顾大爷说你们快走吧，这地场待不得了。
单立志让姜新周和甘凤山回去报告，自己留了下来。
五十年后，老人说，我们三个在独木河子待了一个多月，弄到粮食两千多斤。这在平常不够塞牙缝的，可那时部队在山里吃树皮，有没有这点粮食大不一样。特别是对于伤病员，那就是活下去的希望。那时什么都保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就是干好让你干的事，不知道7军还有没有、有多少像我们和老顾头这样的关系。地方党组织早没了，没有“证明书”根本进不了部落。我们3个转了好几个地方，见到人，搭上话，有的回去就向敌人报告了。好不容易跟老顾头他们拉上关系，哪能轻易放弃呀？
第三天拂晓，敌人上山了。
这时，单立志熊瞎子蹲仓般躲在棵大树洞里，听见脚步声由远而近，乱糟糟的都是踩踏树叶的声响。他以为一会儿就过去了，谁知敌人就在那面山上转来转去，天大亮了也不走，有个小子还拿枪托咚咚地捣一阵子他藏身的枯树。听到脚步声往山里去了，单立志好不容易从树洞里探出个脑袋，敌人又回来了。又折腾一阵子，就听见开启饭盒的声响，和吧唧吧唧的吃饭声。
说不清敌人什么时候走的，反正单立志是爬不出那个树洞了。
那是个两丈多高的松树筒子，两人合抱粗细，被雷劈后树头没了，接雨水，树心就烂，烂下去两米多深，外面的树枝还是活的。穿件老羊皮袄下去，刚好能转开身。已经下过第一场小雪了，潮乎乎的树洞里已经结冰了，老羊皮袄也不顶事，一会儿就透心凉。更要命的是这种比立正还立正的姿势，手脚麻木，身子都僵硬了。
他没听到老顾头的脚步声，听到了“单同志”、“单同志”的叫喊，上面伸下来一只手。
1932年11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二号》中说：“钱的问题使我们许多工作受到很厉害的影响，许多决定都成为空话。”
从枪弹到衣食，那时是有钱就能买到。而从1938年开始，就不仅是钱的问题了。前面说了，杨靖宇牺牲时，胃里没有一粒粮食，身上有6660元钱。张秀峰投敌时，带去9960元钱。杨靖宇身边的最后两个警卫员朱文范和聂东华牺牲时，身上也带着几千元钱。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笔笔巨款。
写于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游击队潜居深山密林中，与群众关系几乎完全断绝了，整天为了吃饭忙。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
现在所谓军事活动，实际不过是（以）军事力量去解决给养和供给。所谓“打给养”。
北满叫“打给养”，南满叫“赶给养”。而“打”也好，“赶”也好，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几乎都说了这样一句话：“枪不响，肚子就响。”
王传圣老人说，归屯前是走哪吃哪，归屯后就得背带干粮、粮食了。程斌叛变后，1路军打的许多仗，都是奔粮食去的。攻打大蒲柴河镇，少年铁血队冲进伪警察署，砸开一间仓库门，里面全是弹药。这当然也是好东西，赶紧往兜子里装，可这时最缺的是粮食。听说小蒲柴河有粮食，赶紧去打小蒲柴河。
曹曙焰老人说，他那个连有两个兵，叫狼拖走了。不是一群狼，就两只。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全副武装，饿得趴那儿不能动弹了，你有什么办法？
杨效康和张泉山，说他们饿得连睡觉打鼾的气力都没了。更多的老人说，那时打伏击，大概瞄上了，就得赶紧“搂火”。那人饿得头昏眼花，你想瞄准点，再瞄一会儿，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枪要吃，人要吃，人要饿得慌，那枪吃得再饱，也要打了折扣。
1938年冬，7军补充团夜袭七虎林河附近的后半子场。守敌是日军一个骑兵小队，住在个大地窨子里。一个姓曲的排长带个士兵摸上去，把哨兵干掉，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死死封住门窗，二十来个鬼子和二十来匹军马，都被打死了。
战前情报，敌人运来一大批给养。补充团倾其所有，吃顿饱饭，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就有了这场漂亮的歼灭战。打扫战场，哪有呀？后来得知，还未运到呢。
砍些马腿扛回来，懊恼得像打了败仗：急什么呀，再饿两天不什么都有了吗？
1路军直属队截获两辆汽车，什么“好贺儿”呀？爬上车一看，好多香蕉。天冷，冻了，香蕉皮变黑了。这是什么东西呀？有人说是“日本茄子”，连皮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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