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已经是2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再一次向省委请求”：
以前由冯同志转去的请求书我希望党组织应予检查和解决，我请求检查后迅速改变以前的决议，并通知吉东党组织和我，这是我急切盼望的，并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
6月20日，《金策给赵尚志的答复信》中说：
北满党大多数同志重新讨论决定：只取消“永远”的字样而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其他不可能减轻的，现在金策同志代表北满党通知尚志同志希知照。
《中共北满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中，说赵尚志“屡次受过党内处分”。在赵尚志三十四岁的人生中，无论受过多少什么样的处分，比较巴彦游击队失败后那次同样是错误的开除党籍，同样强烈地希望、请求恢复党籍，有两点不同。一是那次开除与恢复更像一笔糊涂账，赵尚志“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那是个初始的幼稚的朦胧的时期，正值贯彻北方会议路线，巴彦游击队失败了，而执行中央路线是不可能失败的，就牛头马嘴地硬往路线上对。这一次，无论开除、还是要求恢复党籍的理由，都是明晰的、具体的。二是那次赵尚志拒绝承认、检查错误，公然找省委领导理论，言辞激烈，一年多后满洲省委准备恢复他的党籍了，仍然不依不饶似的不满意。而这次，显然冷静、理智、成熟多了。
单立志老人说，第一次伯力会议后，赵尚志到我们2路军当副总指挥。1940年夏，总部派我们几个人送赵尚志去苏联，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这个人一点儿架子没有，一路上跟我们唠嗑，有说有笑的。问我哪年参加革命，多大年纪，家在哪儿，有什么人。他说你都二十九岁了，赶走日本子，得赶紧娶个媳妇了。我听着不好意思，大家都笑，他也乐呵呵的。那时我们都觉得他心情挺好。后来再想，可能吗？
在第一封“请求书”里，赵尚志说：
开除赵尚志的根据，现在还没有见到决议全文，据个人所了解到的是：1.根据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以前我在东北所犯的错误。2.根据我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所犯的错误。（3.是否曾有怀疑赵尚志是奸细，或认为是叛徒，我不知道，所以不能加以具体辩护。）
就是说，除了主要是蹲“洋笆篱子”、未能打鬼子的近一年半，在东北都犯了错误——这自然也是没错的。
（我的祖辈在抗战中是没犯过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抗没战。）
前面说过，第一次伯力会议形成3个文件，即《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讨论总结提纲》、《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和《北满党内问题讨论终结——关于负责同志个人估计的意见》。
从题目中已不难看出，吉东、北满之间的党内斗争问题和北满党内问题，这回终于算是终结了，这实在是可喜可贺、令人欣慰的事，可具体到赵尚志呢？
前者说1936年至1937年间，北满党执行的路线是“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制出反党的路线的决议案”，“左倾关门主义继续发展”，“派别斗争分裂党”。中者在党的头等任务、斗争策略上，则放弃了“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中的一些提法，认为“必须排除那些无根据的再等更大事变的机会主义的观点”，“绝不可依照机械公式照旧说积蓄力量的空话”，承认“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把伪满汉奸走狗作用模糊过去的右倾观点”。“在将归屯未归屯的农村，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来决定领导农民群众反归屯斗争，同时准备被迫归屯以后的秘密组织工作，游击队在有军事重要意义上，可以有胜利把握的去袭击有守备的集团部落”。长期以来，困扰北满党和北满党与吉东党的矛盾、分歧、争论，主要的不就是“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的这几处硬伤引发的吗？这不是赞同了赵尚志一直坚持的意见吗？那么前者的观点还能成立吗？可后者的“个人估计”，肯定赵尚志“在革命斗争中有坚强性，有过艰苦工作和重大意义的斗争成绩”，但是他有“为党所不容许的”重大弱点，“带有急躁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性”，“带有许多诡辩论的思想观点”，“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和狭小的猜忌心理”。“自1936年珠汤联会以后，赵尚志同志不自觉地走向使群众运动与党内斗争问题的派别倾向。1937年7月扩大会议前，及其以后发展了派别斗争和分裂党，在党的政治路线上执行表现了左倾机会主义，有脱离群众，脱离党的严重倾向。实质上在斗争条件改变下，易走到取消主义方向去。反对‘王康信’及‘中代信’、‘吉特补充信’。对反对奸细问题欠确实性，更易助长奸细来破坏党，尚志同志应受布尔什维克党铁的纪律处分，以至讨论他的党籍问题。”
实践证明你反对对了，可你还得戴着那顶帽子——赵尚志能服气吗？
可他在文件上签字了。
关于“2.根据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前所犯的错误”，他在“请求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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