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而听到了许多路线策略上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我过份估计误会以为有奸细问题，至于对陈绍宾同志也曾发生很大的严重的误会。现在我对北满负责同志及陈绍宾同志的怀疑，已经消除。
直到赵尚志牺牲前一个多月，他还在不舍不弃地寻找陈绍宾和戴鸿宾，欲与他们当面对质，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以他的性格，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痛苦和无奈？
“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无论赵尚志说这话时意没意识到，会不会面都是至关要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赵尚志怀疑周保中是奸细，源自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我过界就被关起来，你为什么来去自由？对冯仲云等人，则主要是因为看了省委一些“批赵”的文件。周保中前面说了，冯仲云则从得知省委决定开除赵尚志党籍那一刻起，就不遗余力地做工作，希望能够保留、恢复赵尚志的党籍。虽然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没能看到这一天，可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哈尔滨道里区新城大街改名尚志大街，珠河县改称尚志县——前面已经说过了。而一位非党人士，能享得此等荣誉，在我党历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太罕见了。
冯仲云也曾疑惑过。他派高禹民“过苏联”后，在萝北等候高禹民时，陈绍宾来了，告诉他赵尚志杀了祁致中，还说省委领导人是奸细。陈绍宾、周云峰那篇有“尚连生同志”“供词”的报告，也是写给冯仲云、高禹民的。空间的距离拉远了心的距离，听风就是雨，误解会让人越想越歪。冯仲云要去见赵尚志，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刚要动身，高禹民从苏联回来了，就“过苏联”了。可他和周保中在伯力见到了赵尚志，把话谈开了，就释疑了。
如果金策等人错过了那个时空，比如已经动身去下江了，没有见到戴鸿宾、陈绍宾。或者见到了他们，又在某个时空中，纯属偶然地见到了赵尚志。或者干脆让赵尚志像陈绍宾那样，无处不在，谁都能见，那会怎样？还是那句话：“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当面锣，对面鼓，敲呗。老战友了，有什么谈不开的？结果却是所有的巧合好像都串通好了，一概与赵尚志为敌。该见到的谁也没见到，不该相见的都走一块儿去了。似乎该见又似乎不该见的，还差点儿兵戎相见，到了也未能再见。
有老人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经浮出水面的尚连生，是不是早就叛变了？是不是还有比他更重要、更隐秘的角色？在东满，日本鬼子“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让你自相残杀。在东满干得那么漂亮、得意，在北满、吉东它就不宣传了，只是悄没声地制造矛盾、分裂，让你斗来斗去，它在那儿偷着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抗联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敌人的阴谋能够得逞，是不是多少利用了这种权力斗争？
关于前者，1940年11月27日，《赵尚志对被开除党籍问题的申诉意见》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明确写道：
（六）日寇有无可能派遣暗害分子或奸细分子混入东北游击队和党的上层，有没有不很明白的干部或群众受暗害分子陷害、挑拨，而混乱了真假，掩盖了事实？辨别好坏发生困难？
关于后者，在当年的文件中，偶尔也会露下头。而在后来的各类作品中，则一概拒绝涉及这个问题——这也真是个难以言传的问题。
无论如何，冥冥中就像有只无形的手，推着赵尚志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
尚志同志的个性中充满了独裁，独占和垄断；猜忌，狭隘没有远见，革命的急躁性，暴躁，谩骂，神精过敏等立三路线残余盲动，命令，高慢的宗派主义等一切过“左”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和行动。英雄主义是非（常）浓厚，无政府的工作方式，空的计划，而不顾及实际问题。忽视客观形势与斗争力量的对比，忽视群众的觉悟程度，不以列宁主义的群众工作方式来进行工作。他不了解过去的一切工作成绩是党的工作成绩。他以为自己代表了党。
自1938年2月，即赵尚志“应邀”“过苏联”个把月后，这类文字开始出现在各种文件上。待到被永远开除党籍后，字句、口气自然更加严厉了。
这可不是天上掉一个雹子也能砸到他头上了，更不用说有个雹子还是他自己砸的了。
看看下面一段文字，就不难想见当时赵尚志是种什么处境了：
以东北抗日救国会名义出版小册子内尚还把反党和做反革命阴谋活动未被裁处的赵尚志的名字列入，我回×去一定要追究这事。你们要依照党组织的决定，以后凡遇有赵尚志的三字某种旧的书报中或不是真正满洲党组织出版中，把赵尚志的罪恶名字除取抹去，如果有不明来历而胡乱宣传，应追查其来源而予以驳正。
“做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
前面说过，赵尚志在第二封“请求书”中，“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第一封中写得就更明确了：
于保合、陈雷、刘凤阳本身并无被开除等类处分的必要，党应该重新审查改变决议，而同时同样事件的个别同志也应加以恢复，黄成植同志的错误虽有，但不必开除出党，现已牺牲，可否予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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