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记得武工队撤离武当山地区突围到洋坪一带被编入江汉军区警卫团直属队，四七年快过年那几天武工队后半夜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他翻墙跑出几十米远想起大队长的文件包没拿，又返回去取包时敌人冲进屋里他不幸被捕。
唯一能证明他没有出卖武工队的人就是大队长，可是他只记得武工大队长姓朱，武工队其它的情况他一概不知。
重庆铁路公安系统设专案组调查，没有部队番号，只知道曾在武当山呆过的武工大队长姓朱，外调同志很为难，偌大一个中国茫茫人海，上哪里去找？
本着对同志负责的态度，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叛徒，外调人员开始了艰辛的寻找历程。先从武汉军区查起，武工大队长是鄂西北军区的这点错不了，在武汉军区找了个遍也没找到一点线索，于是把范围扩大，外调组数年来走遍全国八大军区也没有找到这么一个人。是查漏了吗？再回武汉军区查，还是查无此人，武汉军区建议外调组去北京找李先念首长了解情况，兴许能有收获。
外调组去北京找到李先念办公室，据接待同志分析说此人在武当山呆过很有可能是张才千部队的，大队长必是老红军。那时的情况特殊而复杂，也有可能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到了四川，要他们重点在四川查找。
外调人员顿开茅塞来到成都军区，成都军区的同志回忆说，有一个红军干部很象你们要找的人，以前在成都开会见过几次面，具体是哪个单位记不清楚，请外调组问一下总后重庆驻渝办事处，外调组几个同志心中忐忑不安，全国各大军区都找遍了，难道要找的人就在重庆？
外调组同志顾不上休息连夜赶回驻渝办事处了解，渝办代管几个军事院校对红军老干部知根知底，回答他们有个姓朱的老红军过去是红四方面军的，离这里近在咫尺，外调组真是喜出望外。
虽然找到炎林，由于年代久远开始他没有想起这件事，当外调组谈起那次国民党包围的事炎林回忆起他的通信员，但他坚持说这个小同志已经牺牲了，他还记得开了个简短的追悼会。
外调人员向公安系统领导汇报后，领导说既然大队长真实存在，炎林也认同这件事，说明李齐茂同志没有撒谎，还得耐心调查。
他们又来过两次请炎林仔细回忆，炎林看着他们满头大汗焦急的面孔，递过烟笑着说道：“这还不简单吗？你们带张他的相片让我看看是不是他嘛。”
“对呀！我们怎么没想起来？真是忙昏了头。”外调人员一拍脑袋望着炎林乐了。
外调人员当即回去把相片拿来，尽管过去了几十年炎林还是认出来了，他谈起当年的情况：“这个小通信员根本不可能出卖我们，当时我们翻出去就隐避在不远的后山坡上，要是他出卖了武工队，国民党部队立刻就会我们包围。文件包里面什么文件也没有，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根本不允许保留文字性的文件，都是口头送信。那个牛皮文件包是在河南打小日本时缴获的，通信员见这包挺好给我弄了一个背在身上。”
炎林吸了几口烟接着说道：“中原突围后来到武当山，干部伤员太多弄了个干部武工队。他跟了我就成天背着这个牛皮包，里面只装了副碗筷。这小家伙老实，他跑回去取文件包我没喝住他，没想到为这包他被冤屈多年啊！我当大队长那阵身边牺牲了七个通信员，他是第一个，没想到他还活着。”
原来是这么回事！外调同志相视一笑，长出一口气。真是没想到二十多年跑遍祖国大地，却在相隔不到几十公里的地方找到了证明人，他们立刻赶回去汇报情况。
多年来李齐茂一家人跟着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真得感谢负责任的铁路公安党组织和外调组全体同志，是他们不辞辛苦秉公办事才有了李齐茂的出头之日。
铁路公安系统也办得很快，下午赶回去第二天上午就给李齐茂平反。李齐茂两夫妻下午背着满满一背兜鲜橘打听到炎林家。
“大队长！首长......”李齐茂哽咽的说不出话，夫妻俩紧紧抱住炎林失声痛哭，任其泪水尽情流淌，让心中的委屈肆意宣泄。
小云端上茶水，李齐茂喝了水，抽上烟，好一阵才平复心情告诉炎林道：“我被打成叛徒的原因主要是运动太多，政审时主动讲了当晚队伍被打散和被俘经过，但我很快从国民党军队逃出来又参加了解放军，政审时说不清证明人下落和你的完整名字，有人说我出卖了领导和同志，只能任副职，后来更说不清了，唉！”
“这些年你吃苦了！”炎林低头抽烟，李齐茂爱人的工作也受到影响，让他心里更加不安。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负责任的党，组织上光明磊落，为一个公安系统副所长的政治清白费尽周折跑遍全国。李齐茂被平反后历史问题得以澄清，落实政策后儿女被陆续安排在公安系统工作，总算拨开乌云见太阳，历史还他于清白，让人由衷的感慨。
第四节 回家探亲
炎林第一次回家乡探亲是一九五八年，当时部队还是供给制，每月只发五元钱和一条烟，吃穿住都在部队。迟迟未能回家探望老母是因为手中没钱，孩子出生也是由公家出钱请保姆抚养。这次能回去探亲，全靠公家给了些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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