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因应时局的对支谋略」。日本人很喜欢玩弄谋略，无论干什么，动辄就用谋略，这
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小日本诡计多端」。据了解，「五相会议」中所定的「对支谋略」，主要
的在于如何瓦解中国的抗战能力，其内容约可分为政治、经济两方面。在政治方面：是分化
中国政府的内部和协，勾引「有名望」的人物炮制伪政权；在经济方面：是破坏法币的制度，
攫取中国海外资财以及阻断国际间对中国的物资援助。
三、「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这里所谓的「支那政权」，是指由日本在占领区所扶植
的伪政权而言；「内面指导」一词，换句话说，也就是幕后的操纵。担任此一任务的，则完
全通过日本军方所派遣的各种「顾问」。
日本的对华政策，大部份是基于以上的三点，迄无重大的改变。嗣后「五相会议」复于
同年九月九日的会议中，决定了一个「中国联合会树立要纲」，这是专为各个伪组织而订立
的。其目的，则在于如何个别的掌握各个伪组织，并使之步调一致而又不产生共鸣作用。
迨至二十八年一月四日近卫内阁垮台，而坂垣征四郎仍在平沼骐一郎内阁中，留任陆相，
这个「五相会议」则依然存在。
以上，就是我们当时所了解的一个大概，不过惟独对于汪精卫与日本方面暗中来往的情
形却不甚了了。至于前文中所提到的高宗武、梅思平等多次出入重庆的事，那都是后来才知
道的。
我们这个不拘形式的座谈会，也涉及到汪精卫如何能顺利的离开重庆，以及事先为什么
没有发觉他另有图谋这个问题。
照我们不成文法的一项守则，本不该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活动中并不许可
作此项探究，可是我们个个都还年轻，谁都有一股浓烈的好奇心，又何况这与我们所负的任
务，有着不可分解的连带关系。所以我们也就在背地里谈论开了。为什么不许谈论份外的事，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牵扯到其它的工作单位，如果上级认为有必要，那会采取各种不同的
方式令我们知道，否则应该是每个单位各干各的，而由上级提纲挈领总其大成。
在未谈到问题的本身之前，先要作个说明：二十八年当时的军统局，尚处于「成长」期
中，它的工作地位，以及人们对它的价值观念，不像在抗战后期以至胜利后那么显要，虽然
也兼领若干工作岗位，但仍有不上不下之感。我这么说或许还不够明白，那么就再进一步说
得透澈一点：所谓的「不上」，是表示还不能获得最高当局的充份信任，因而也得不到高度
的授权；所谓的「不下」，则是没有向下扎根，顶多只不过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而已。
当时军统局在重庆，其与情报治安有关的单位，据了解：计有军统局直属的「特务团」、
军统局局本部直属的「渝特区」、由军统局推荐的「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由军统局推荐的
「航空检查所」所长等。「特务团」的编成，大部份系武装部队，其任务偏重于内部保卫及
监护，对外并不直接搜集情报；「渝特区」，就是「重庆区」，系军统局属下的「正规」单位，
为什么加上一个「特」字，也许因为重庆是战时的首都，其组织与其任务比较特殊的原故。
再说「重庆市警察局」，局长虽然由军统局推荐，可是却有它的一定职掌和工作范围，基本
上当然还在维护地方治安，很少牵涉到政治问题上面去。「航空检查所」隶属于那个机关？
笔者还不清楚，可以确定的，绝不是军统局所属的分支机构；是否隶属于重庆市警局？航委
会？或是「卫戍总司令部」或其它机关？都不敢肯定。据笔者所知，那个时候「卫戍总司令
部」的「稽查处」还没有成立，所以不可能隶属于「稽查处」。这一点为什么如此肯定？因
为笔者就是正式发表过的首任「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的处长，虽未到差，可是记得非常清
楚。最近承友人见告，「航检所」成立后，先是隶属于军委会下的某处。此外与军统局有关
的单位，如「缉私处」、「警察总队」等等，还有许多，想来都与「汪案」扯不上关系。
以上是我们的一些了解，接下来无妨先说我们座谈的结论，然后再分析所据的理由。
军统局自戴雨农先生以下，没有人知悉汪精卫与日本有往来的任何情报；如果有半点消
息，谁也不敢隐瞒，即使在判断上认为是「无稽」，但也不能搁置不办，且必需加以认真的
「处理」。这里所说的「处理」，是情报术语，假设当时收到一件情报，内容说的是：「国民
党副总裁汪精卫通敌」，那该怎么办？仅就「情报处理」而言，类如这么重要的事，在意识
上根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就不能照通常的处理程序来办，如果我是主管，我不会再从文字
上兜圈子，批交原报单位复查，我将立即把原报人找来，当面问个明白，假如他言之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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